回归巴黎:对受损的对话理论的语言治疗
批判理论的传播学转折是一个错误的转折吗?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关于对话的对话,压制我们对更令人满意的集体生活形式的“渴望”(“desire”),重归于将巴黎就称为巴黎呢?
我不这么认为。当然,我们除了讨论对话还需要做很多事情。我们需要使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分析研究焕发新的活力,重新成为传播研究的中心,来考察现代社会公共传播运行的物质与社会条件53。但讨论对话仍然是批判理论的解放使命最基本的一部分。本章中所列的思想家们为推动这一讨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他们有时候讨论到穷途末路。传播中完全互惠的梦想可能只是一个浪漫的虚构。但是对互惠的渴望不仅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也是社会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对话规则或法律规定是为将更多声音引入民主讨论而设计的,但它们不一定有效。或者即使有效,它们所产生的对话也可能走入死胡同。但是放弃这种对话的可能性就等于放弃民主。
开放关于对话理论的更多元对话的第一步,大约在于放弃抽象化的空洞理论而致力于真正的对话,来检验和修正公正对话的实践规则。这是因为最终而言,这些对话规则如果想要做到真正开放和公正,必须由热忱的参与者们根据环境构连。现在有大量的研究文献探讨社会性别、种族、阶级、异性恋和其他取向如何交叉制约在各种跨文化背景下个人真正感觉到的传播能力。简而言之,我们有大量的知识基础可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只要参与者们愿意投身于建立联盟。此外,经常是强加而非获取共识的自由主义联盟建立模式受到了广泛的批判;而积极分子们,像一些反全球化组织,已发展并部署了其他以平等为基础,能容纳不可消除的差别的模式。
通过微观实践来检验传播模式——通过真正的讨论、手势和触摸人们体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参与——也可以抑制一些抽象的夸夸其谈,过去二十年中许多一流理论正因此而走入歧途。或者如彼得斯在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本来毁誉参半的评价中率直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傻子才会把渴望和其他人在一起视为一种形而上的错误”54。
重整批判理论,要求我们忠实于阿克曼所谓的实践以及对话要求中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要保持批判理论微观政治的一致性,不管是理论群体、学术把关还是政治组织的政治功能。如果批判理论家们真正支持参与式民主的话,他们必须以身作则,以亲身实践去检验,尽管这种检验往往缺乏效率、耗费时间、有时摇摆不定,且经常混乱而令人沮丧,但是它具有自反的性质而且是决定性的。
一致性对人类来说永远是个沉重的负担——我们有缺陷的灵魂是各种欲望冲突的战场。但是,恐怕没有比学术努力对一致性的要求更清楚的了:在建立解放传播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在逻辑上还是道德上,我们都有义务为一致性而努力。最终这一努力最有价值的成果也许在于它强加给理论家/行动者(根据彼得斯的对话重置)的伦理标准。严肃地说,一致性标准可以作为模拟和监控我们对辩护对话贡献的自我反思的道德准绳。也就是说,那些声称认真投身于传播和社群公正事业的人,可以从质询他们自己的对话动机和实践出发进行改革。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在《做纪录片工作》(Doing Documentary Work,1998)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洞察力深刻,虽然因此不免充满张力的模式用来在涉及跨阶级、跨种族和跨阶层传播的研究中进行自我质询。科尔斯提倡的研究过程中的自反性、个性化和社会性道德准则,也可以被知识分子用作辩护对话和社群行动主义的过程中指导参与的标准规范55。
今天比以往更甚,我们的话语空间是受技术协调的。今天我大多数可能的谈话伙伴在醒着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从事与技术相关的活动,实践我在此所宣扬的内容大概可以提高一下士气,但是除极少数情况下多半无关政治。然而,我们可以设计以因特网为基础的反霸权的中介技术,来帮助政治对话实现自反权力对话的价值和遵循自反权力对话的规则56。这是不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局?当然!但是这总比现在就把游戏币兑现,无奈地接受“历史的终结”的命运要强。
时间不等人。当媒介改革家们还陷于派系纷争的时候,媒介大亨们正不断兼并、整顿、融合。他们运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改革”传播法,解除诸如联邦传播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这样的管制机构的指令,中断关于进一步推进他们全球霸权的国际贸易协定的公开辩论。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二十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随着全球化,以及“新电子工业,工业生产厂址的迁移,以及迅捷的国际传播的同时发生,一个新形式的等级组织结构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57。
阿格和阿克曼对“信息及对话机会的双重垄断”的批判是不完整的;而公正对话只是一个初步的有缺陷的主张,或许最多也只是个发人深省的假说。即使是致力于民主社会变革的组织,在其微观政治活动中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公正对话。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很久以前法兰克福学派在极权主义的魑魅徘徊于他们脚下时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显著问题。
现在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参与式民主在小团体中还是有可能实现的58。也有人有力地证明了当前政治体系下,抵抗联盟政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59。批判理论家们应在建立联盟上扮演他们的角色,不是以先锋者或权威专家的姿态,而是以名副其实的民主进程中的合作者姿态。在合作进程中,为达到民主的一致性,学者们应学会忍辱负重,充当研究助理这一看来有损身份但却极其有益的次要角色。
公正对话以及反思性对话道德标准的实现,不能剪断联结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纽带。识别与减少剩余压抑的斗争并不能理顺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纽结”(kink)。但是在着眼于历史和宏观环境的条件下,在修正斗争策略后,我们仍应为追求解放性传播的准则继续奋斗。
在我看来,许多批判理论家都过于热切宣布这一追求已走入死胡同,并进入下一个游戏。但是,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女性主义和其他非主流观点开始积极质询批判理论的权力对话,试图扭转其排外倾向,用自反性和一致性标准对其进行检验,从而实现综合性的革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观点之前,改变主题当然违背了反思性权力对话的准则,这也是社会性别化对话政治中多么熟悉的一幕。
注释:
1.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0,原文发表于1846年),第119页。
2.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02页。
3.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推理的衰落》(Eclipse of Reason,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4);以及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e Adorno),《启蒙辩证法》(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1972)。
4.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精选》(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2);马丁·杰伊(Martin Jay),《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Boston: Little,Brown,1973);特伦特·施洛尔(Trent Schroyer),《统治的批判》(The Critique of Domination,New York: Braziller,1973);以及朱尔斯·塞撒特(Jules Sensat),《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主义:一种评价的视角》(Habermas and Marxism: An Appraisal,Beverly Hills,Calif.: Sage,1979)。
5.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6.约翰·加斯迪尔(John Gastil)引用自查尔斯·鲁米斯(Charles Loomis),《小团体民主:参与、决策和沟通》(Democracy in Small Groups: Participantion,Decision Making and Communication,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3),第7页。
7.本·阿格(Ben Agger),《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中的工作和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Marcuse and Haberman”),载《人文研究》1979年第2期(Human Studies 2,1979);以及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0)。
8.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Speaking into the Ai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第269页。
9.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电视和民主的批判》(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0);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传播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London: Sage,1996);以及丹·席勒(Dan Schiller),《政治经济史观下的传播研究史》(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0.约翰·A·兰特(John A.Lent)编辑,《一条不同的路:批判传播的概貌》(A Different Road: 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6)。
11.保尔·卡勒斯(Paul Carus),《哥廷根》(Goethe,Chicago: Open Court,1915)。
12.詹姆斯·W·卡利(James W.Carey),《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全文发表于国际传播协会年会(the annual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芝加哥,1996年5月23日。
13.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从黎明到衰微:西方文化生活500年,1500年至今》(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1500 to the Present,New York: HarperCollins,2000);以及罗杰·沙图克(Roger Shattuck),《衰落和灭亡》(“Decline and Fall”),载《纽约时报书籍评论》(The New York Times Review of Books),2000年6月29日,第55—58页。
14.这至少在形式上适用于联合国所有成员国,虽然对人权宪章的签署当然没有产生最完美的结果。
15.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爱欲与文明:弗洛伊德的哲学探索》(Eros＆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Boston: Beacon Press,1955)。
16.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爱欲与文明:弗洛伊德的哲学探索》,第217页。
17.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Boston: Beacon Press,1964),第217页。
18.赫伯特·马尔库塞,《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Boston: Beacon Press,1969: 73)。
19.马尔库塞,《论解放》,第33页。
20.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动机的语法与修辞》(A Grammar of Motives and Rhetoric of Motives,Cleveland,Ohio: Meridian,1962);以及默里·艾德尔曼(Murray Edelman),《政治语言:成功的词语与失败的政治》(Political Language: Words that Succeed and Politics that Fail,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7)。
21.马尔库塞,《论解放》,第33页。
22.赫伯特·马尔库塞,《美学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Boston: Beacon Press,1978)。
23.麦克·艾瑞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在上帝和冈斯塔说唱乐之间:见证黑人文化》(Between God and Gangsta Rap: Bearing Witness to Black Cultu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4.安德烈·胡伊森(Andreas Huyssen),《隐藏的辩证法:前卫的大众科技文化》(“The Hidden Dialectic: The Avant Garde-Technology-Mass Culture”),载凯瑟琳·伍德沃德(Kathleen Woodward)编辑,《信息的迷思:科技和后工业的文化》( The Myth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stindustrial Culture,Sun Prairie,Wisc.: Baumgartner Publications and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80),第151—164页;以及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冷酷的被征服者:商业文化,反传统文化的时髦消费者保护主义的兴起》(The Conquest of the Cool: Business Culture,Counterculture and the Rise of Hip Consumer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25.摘自《公园与休闲》(2000年10月),转引自《暂停》(“Time Out”),UTNE Reader(2001年4月),第26页。
26.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Capitalism,Consciousness and Canada,Norwood,N.J.: Ablex,1981)。
27.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知识和人类趣向》(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Boston: Beacon Press,1971)。
28.布鲁克(Burke),《动机的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
29.在这方面,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他们都追随美国杜威(Dewey)和詹姆斯(James)开创的实用主义传统。杜威,詹姆斯和他们现在的支持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都扩大了真理的对话基础定义的影响力。
30.引自托马斯·A·麦卡锡(Thomas A.McCarthy),《传播的竞争理论》(“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载《社会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d Social Science)第3期(1973),第135—156页。
31.本·阿格(Ben Agger),《对话的批判理论》(“A Critical Theory of Dialogue”),载《社会中的人性》(Humanities in Society)第4期,第1卷(1981年冬季),第201页。
32.阿格,《工作和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33.阿格,《工作和权威》,第7页。
34.阿格,《工作和权威》,第9页。
35.布鲁斯·A·阿克曼(Bruce A.Ackerman),《自由国家中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New Haven,Conn.,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第10—11页。
36.阿克曼,《社会的正义》(Social Justice),第8页。
37.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阶级符码和控制》(Class Codes and Control,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1971)。
38.阿格,《工作和权威》(Work and Authority),第28页。
39.戴格·汉马斯克德(Dag Hammarskjold),《印记》(Markings,New York: Knopf,1964),第138页。
40.保罗·弗莱雷,《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0);阿格,《对话的批判理论》。
41.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对民主其他主要观点的揭示》(“Exposure to Other View points Is Vital to Democracy”),载《高等教育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1年3月16日): 10(B)—11(B)。同样参见桑斯坦,《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42.桑斯坦,《对民主其他主要观点的揭示》: 10(B)—11(B);以及桑斯坦,《网络共和国》。
43.约瑟·杜罗(Joseph Turow),《分割美国:广告商与新的媒介世界》(Breaking up America: Advertisers and the New Media Worl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44.格拉斯(Grass)与布尔迪厄(Bourdieu),《来自于下层的文学》(“Aliterature from Below”),载《国家》(The Nation,2000年7月3日),第25—28页。
45.格拉斯与布尔迪厄,《来自于下层的文学》。弗朗西斯·富山(Francis Fukuyama)清晰地阐释了历史终结的主题(或在后冷战时期的情境下,再一次清晰地进行分析),《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载《国际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1989年夏),第3—18页;并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中进行了扩展(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2)。
46.拉塞尔·雅各布(Russell Jaccoby),《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和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New York: Basic Books,1999)。
47.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原文发表于1942年)。
48.爱德华(Edward),《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New York: Random House,1996)。
49.彼得斯,《交流的无奈》,第34页。
50.彼得斯,《交流的无奈》,第159页。
51.彼得斯,《交流的无奈》,第9、29页。
52.彼得斯,《交流的无奈》,第57页。
53.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文森特·莫斯可和丹·席勒的观点。他们都认为随着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兴起,应特别重视研究文化工业的物质与社会关系。请参考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London: Sage,1996)以及丹·席勒的《政治经济史观下的传播研究史》(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4.彼得斯,《交流的无奈》,第270页。
55.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做纪录片工作》(Doing Documentary Work,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56.本杰明·鲍伯(Benjamin Barber)正在探索这些软件的发展。请参考本杰明·鲍伯,《人性全体研讨会的讲演》(“Presentation to Faculty Humantities Seminar”),米伦伯学院(Muhlenberg College),2001年2月13日。也可以参考布伦达·德尔文(Brenda Dervin)正在进行的计算机辅助对话设计实验。最近一次的实验请参考布伦达·德尔文等,《自由等同于无所可失:规制的媒介政策和实践不可或缺的哲学化和系统化必要性》(“Freedomis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 The Inextricable Necessity of Theorizing/Philosophizing in Disciplined Communication Policy/Practice”),国际传播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年会,2001年5月26日。
57.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谁知道:信息时代的财富500强》(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Norwood,N.J.: Ablex,1981: 5)。
58.加斯迪尔(Gastil),《小团体民主》(Democracy in Small Groups)。
59.威廉·朱利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跨越种族分离的桥梁:不公平和政治联合的产生》(The Bridge over the Racial Divide: Rising Inequality and Coalition Politic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注释】
[1]rap,黑人俚语,相当于“谈话”,产自纽约贫困黑人聚居区。它以在机械的节奏声的背景下,快速地诉说一连串押韵的诗句为特征。这种形式来源之一是过去电台节目主持人在介绍唱片时所用的一种快速的、押韵的行话性的语言。hip-hop,乃嘻哈音乐,其起源于80年代,前身是Rap和一点点的R＆B,再加上各种磨片的音效声,属于80年代开始年轻人爱玩的音乐。Hip-Hop舞从字面上来看Hip是臀部; Hop是单脚跳,Hip-Hop则是轻扭摆臀,可以看出它的出处。Hip-Hop涵有Rap的饶舌和较R＆B复杂的节奏以及电唱机的音效,另外在墙上涂鸦也是Hip-Hop文化的延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