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阻碍因素

阿克曼和阿格构想的公正对话并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境界,但也是一个遥远的境界。它将一直是个无法达到的境地(或价值),除非批判理论能重新恢复其政治意志,重新致力于对参与式民主的支持和对未来的投资。它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很大,或者可以说实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媒介工业

最明显的、致命的、难以驾驭的阻碍当然是大众媒介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已经形成的各种权力。在当前的媒介组织结构和公司经济对国家政治的压制下,至少在美国,想通过公正对话自上而下地改革国家政治完全是空想。新的媒介兼并不断改变力量组合,使少数几个全球化传播公司越来越集中、整合、合作、控制着整个世界的大多数媒介。

此外,通过清除了解情况的公民所依赖的共享话语世界,新的便于用户使用的媒介技术、后福特时代(Post-Fordian)的生产方式(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以及个性化的市场技术指令,使公共领域的最后一点堡垒也岌岌可危。技术愿景告诉我们,以因特网为媒介的信息搜索技术(infobots)是未来的新趋势,它将使我们能够把整个的信息种类或样式提前过滤,从而设计个性化的新闻报纸和其他信息资源。比如说,消费者甲可以把政治新闻整个过滤而专注于体育运动媒体报道,而消费者乙可以在收看政治新闻的时候,把所有挑战其意识形态立场的观点过滤。个性化的媒介——在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从效率观点来看尤其吸引人——可能在实际上创造出“技术回音间”,在这里用户无需面对他们不熟悉或具有挑战性的人和观点41。但正如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指出的,言论自由和协商式的民主依赖于如下条件:(1)非计划中的、事先不被预期的广泛的观点交换,这种观点交换不应是人们刻意寻求的结果,应该使人们感到困扰,并在争论辩驳中将这些观点纳入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中;(2)一个有着广泛共享经验的市民社会。他认为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具备这些条件,但是

这些条件对一个成分混杂的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总是面临分裂的偶然性风险。当各个国家变得更加全球化,而每个公民也多多少少成为“世界公民”时,这些条件也愈加重要⁴²。

计算机辅助下的目标营销和消费者追踪进一步侵蚀了这些民主化条件。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广告资金,这些实践不仅回应个性化选择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差异,而且助长这些差异。通过分割市场和媒介受众,这些利润最大化策略也把消费者/公民根据年龄、社会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变量进行分割。也就是说,他们创建回音间,同时也加强和扩展分隔这些回音间的过滤机制⁴³。

批判理论和政治的失败

反对新旧媒介霸权形式的必然出路,当然是有广泛基础的民主化媒介行动主义。最近,媒介学者、媒介活动家和媒介工人尝试建立的联盟却因其自身的分裂和派性,内斗以及集团政治而臭名昭著。像公正对话一样,大多数此类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未来的媒介改革家们需要先整理好自己的房子。批判性媒介联盟政治的失败尝试中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可能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一贯的观点(或观点集合)。

从一开始,批判社会理论就致力于重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发现所缺失的,设想更美好的。也就是说,它是乌托邦式的。苏联解体以来,新自由主义这一反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已经成功压制了所有其他乌托邦式的幻想,除了它自身未来所依赖的技术愿景⁴⁴。自称为“历史的终结”——历史革命的终端和终极目标——新自由主义因此定位自身以反历史的、倒退的、非理性的、简约化的和潜在的极权主义批判来挑战其霸权地位的论述⁴⁵。这种魔法目前看起来运行良好,至少在新自由主义国家,除极少数个别之外,左派们大多接受了(但愿是默认)他们曾经坚决反对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调⁴⁶。但是,没有一些共同的观点和理想目标的联合,联盟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

目前知识界流行把现代化的所有问题怪罪到启蒙运动,这种观点不得要领⁴⁷。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主张的核心也是植根于社会进化假说的科学主义,然而危险性却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

我们仍需要乌托邦式的理想来建立公平社区和可持续的联盟,这种理想应不受科学主义的束缚,其构连在更小、更本地化的范围内进行。黄金准则(The Golden Rule)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它在任何一个持久社会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却是一个无时不在的梦想。那些感到现在所有价值都从属于市场价值的情况需要改变的人必须敢于重新梦想;需要去重新发现乌托邦式的灵感,睿智地、自省地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去实施它。他们需要再次找到对当权者说出真话的勇气,并且冒着再次犯下令人蒙羞的错误的风险⁴⁸。

女性主义问题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便是“女性主义问题”。本章探讨的所有解放传播理论都对女性主义表达了友好的姿态;然而没有一个作者直接深入地研究过女性主义对父权控制的语言、思想结构或话语实践的批判。没有人考虑过最近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对对话理论意味着什么;女性主义研究将如何重建理性模式和话语规则,或者女性主义理论如何解构了社会契约理论;综合性的对话理论又将如何应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社会性别化以及优质辩论概念的社会性别化;以及笛卡尔的精神——肉体双重论如何制约当代传播、信息和交流的概念。所有这些解放传播理论似乎都假定了想象中的对话伙伴在如何定义公共问题、理性以及具有正当理由的可论断性上应被阐释。然而,这些问题正是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的对象。总的来说,女性主义为批判理论和民主对话理论提出了一些极其深刻,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难题。本书的第二部分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挑战社会的某些问题。

精英主义和对话模式的道德专政

对解放传播对话模式最令人胆寒的挑战直指其逻辑核心。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他思想丰富和充满想象力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Speaking into the Air,1999)一书中,对使用对话作为“大规模民主所必需的广泛对话及讨论的标准模式”的可行性及其价值表示高度质疑49。他指出了一个简单而明显,但却常被掩盖的事实,即对话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成对的互惠交流,需要“真正思想的结合”。对话结合罕见而具有排外性;此外,他们有时还涉及专政和剥削。

苏格拉底(Socrates)、苏格拉底式的询问方法,以及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成对关系都是把西方文化中将对话浪漫化为理想的交流模式的始作俑者。在彼得斯看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是精英式的,因为它们所提供的互惠要求:(1)教育的教化;(2)资历较浅的一方须成功地应付智力竞赛才能获得相对的平等。它们不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历史的事实证明,它们只对雅典民主有限特权成员里的少数精英们开放。

为取代苏格拉底式的理想对话模式,彼得斯提倡“撒播”(dissemination)作为一个更准确,在他看来也更民主的大众交流模式。在此他举出耶稣和新约圣经作为撒播的原型。彼得斯在接受而不是传播中寻找民主;也就是说,接受者应有接受、拒绝、忽略或更改信息的自由。

具体在我们看来,彼得斯批评了阿克曼那明显令人愉快的对话邀请中所隐含的“道德专政”(moral tyranny),因为它不给潜在性的对话方拒绝这一邀请的自由50。如果公正对话被作为所有对话形式的模式的话,彼得斯的道德批判是合理的。但是,阿克曼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不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他的目的在于通过使腐败的独白机构参与更多对话,使它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从而使公正对话成为公民收回(或者说创造)民主的途径。也就是说,阿克曼的意图在于通过公正对话模式使对话合法化,在这一模式下被统治者可以通过对话要求统治者为他们权力操演提供正当依据。在这种背景下,制度结构和程序的安排本来就已经对当权者极为有利,使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选择退出对话。那么在阿克曼的自由主义框架下,独白机构的代表们如果拒绝向人们提供其行为的正当依据,就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契约的背叛。这种拒绝就是专政。相反的,如果在独白机构的代表们拒绝对话邀请的情况下人们威胁使用暴力,虽然彼得斯反对这种暴力威胁,这不能算是专政——至少对一个杰斐逊自由主义者或阿克曼自由主义者而言。这种暴力威胁完全合乎自由社会合约的民主前提,其本身就起源于美国和法国反对君主独白体制的暴力革命。一言以蔽之,人民暴力抵抗的威胁本来就是自由主义契约的一部分。

不管怎么说,彼得斯关于对话不适合作为公共传播模式的观点确实指出了传播理论和自由主义的严重问题。用撒播来描述现今大众媒介和公共传播的运作要准确得多;但是我不认为他提倡的接受民主有很大说服力。接受者们当然不像很多理论描述的那样,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的那样是被动的傀儡,但是没有一个多元媒介和可持续的公共领域,即使积极抵抗的接受者们也处于一种劣势,很难进行民主的工作。

彼得斯的传播概念确实更加丰富,而且在我看来,比他批判的那些传播理论更加真实。彼得斯认识到人类条件中有一种“永久性的纽结”(permanent kink),使得完全的传播互惠不可能实现;我们尝试“协调自我和他人”的努力中总会有些“别扭”(strangeness)⁵¹。总是有一些差距,充满着矛盾、讽刺、机智、文字游戏、逻辑错误和笨拙;然而,他认为,这些差距是爱与公正的源泉。在与这些差距周旋的过程中,我们变得真正充满人性。

彼得斯认为哈贝马斯和阿克曼的自由主义对话模式因过于严肃而没能考虑到人类传播的生疏与奇妙之处,他的观点确实是对的。这些模式只触及我们大脑的最高功能,即我们思维的深处,在那里公理化的逻辑抹去了生命所有的噪音,只剩下简单化的理性推导。这些模式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都是生活在肉体中,我们用以进行合法化对话的经验、生活史、教育背景、语义资源和创新能力都是社会性别化、种族化和阶级化的。

如果我们接受彼得斯更丰富的传播过程概念,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对话梦想呢?我们是否不得不接受他的“撒播”模式所建议的由对事务要么持肯定态度,要么就持否定态度的人组成的社群呢?

这可不一定!彼得斯的研究中有一个漏洞,使得对话免于在传播伦理或者发展权力对话规则的过程中绝迹。彼得斯把自反性对话的要求反转过来(inside out),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转回去”(outside in),这种进步并没有原初认为的那样成熟。也就是说,彼得斯把对话的规则强加在自我而非他人身上:

传播理论的信条应该是:与自己对话,向他人撒播。换个方式表达这一伦理格言就是:像对待他人一样对待自己,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52。

他把解放传播理论中隐含的,但是并没有在实践中实现的一点直言不讳地挑明了:理论家们必须身体力行他们所宣扬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