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含义

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曾努力创造条件以期在那些受压迫的新殖民结构束缚的人们当中发展批判意识和构连(articulation)。阿格从事的是相似的工作,只不过是为那些被技术精英主义结构剥夺权力的人⁴⁰。他为他们(我们)提供了对话的正当理由,以使他们能够重新发出声音并发现他们的能力。阿格的综合论述超越了第一波批判理论的人类行为学困境。通过阿格激进化的公正对话标准使批判理论超越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局限。它为对话关系的对称性(和民主性)提供了一种实践的互动测试:不仅是政治关系,也包括工作以及社会和家庭关系的组织结构。此外,它也防御了先锋主义(vanguardism):这是左派的长期问题,在其影响下领导者们在拒绝听取人民意见的基础上号称为人民代言,其结果是对解放事业的扭曲和背叛。阿格的兴趣主张在于鼓励受压迫的人们为自己说话和制定政策。因此,他并不具体分析制度化中性的政策含义,虽然他预言这将彻底革新整个社会的劳动分工。

据我对这些政策含义的理解,最低限度而言,它们预示着至少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所有机构发言人将在公正对话的规则下受训,而不是在技术精英管理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和观点控制学的原则下。这样一个国家的制度使产生辩护对话的机会最大化。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阶级歧视和年龄歧视因为违反公正对话的原则而将被视为非法。新闻的主要责任在于报道当权者的权力立场违背公正对话原则从而辜负对他们的信任的行为。新闻本身也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契约,因为根据其定义,大众媒介在技术精英社会普遍处于等级森严的集中控制下,这本身就是对中性原则的否定。

类似地,新闻必须抛弃对所谓“新闻的客观性”(journalistic objectivity)的优越的道德权威的诉求。对于产权、版税、专利和其他物化的信息所有权概念都必须重新进行深刻思考。当前信息资源私有化的潮流必须逆转。一个新的国际信息秩序必须建立起来,它既不同于其支持者的设想,也不同于其反对者的想象。我们目前所知的文化工业,将随着它的独白式节目逐渐消失,而知识工业将生产新的正当理由,通过这种正当理由科学家们得以发明和自然、物品及人们之间不那么具有操纵性的关系,并由此定义更具辅助性的动机与表达的词汇表。显然,这个简单而极其合理的言论自由框架是个非常激进的想法——也许就像“自由”、“平等”、“公正”和“自由主义”这些观念在17世纪和18世纪那样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