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机构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版本不像马尔库塞的观点那么激进,而更加包容。他的研究直接集中在语言支配和交流能力的问题上。因此他认为,“今天语言问题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²⁷。像马尔库塞一样,哈贝马斯关心的是科学如何被运用到扩展语言支配的范围中。具体而言,他关心的是专业技术与管理知识如何被当权者用来剥夺公民参与政治辩论的权力,因为这些专业知识的运用使人们感到许多问题本质上过于复杂,一般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理解或没有能力参与辩论。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一权力的剥夺导致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崩塌和对技术精英主义的被动接受。因此,他声称,所有现代政府,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违背了古典国家权力社会契约理论的条件。没有一个政府是通过对话共识合法化的。

哈贝马斯反对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统一追求,认为其构想有很大缺陷。他早期关于解放传播的研究,发展成为与伯克的修辞学极其相似的知识理论²⁸。例如,两位思想家都主张将真理的实用定义建立在对话基础上²⁹。哈贝马斯认为真理只能通过实用主义的方式获得:它是建立在通过对话达成的共识基础上的。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真理意味着“具有正当理由的可论断性”(warranted assertability)。他认为一个“纯粹的传播行为(互动)模式”要求交流各方都有责任能力: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故意的,而且他们有能力证明其信念和准则是正当的。但他也指出现代机构的独白行为不符合这一模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机构行为嵌入在被系统地扭曲了的传播中:

交流的壁垒使互惠的相互责任成为假象,然而一方面,正是这些壁垒支持着对合法性的信念,而这种合法性的信念又是维持这一假象的根本;另一方面,这些壁垒又可防止假象被揭穿。这就是意识形态自我矛盾的成就,其最原始的单个样本就是神经错乱³⁰。

意识形态对观念和国家的合法化是通过独白似的虚构故事来实现的。它们是基于虚假或者强加的共识:因此才会有奥威尔式的(Orwellian)变形的现代政治词汇表。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合法化进程中,人们可以预期一个“理想的言语情境”存在时,才有可能获得一个真正的、理性引导下的共识。在他看来,对古典(弗洛伊德)式精神治疗家和病人之间的精神分析对话的语义分析,是这种理想的具有自反性(reflexive)的言语情境的原型。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理想的言语情境中,所有可能的参与者都应该有同等机会发起和保持对话;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有同等机会批评、解释,或反驳任何陈述、阐释、说明和论证;而且对话应不受外界支配的束缚,例如暴力、威胁和惩罚。如果这些条件都存在,一个理性秩序的前提就具备了。如果这些条件在真正对话过程中实现了,所达成的共识就不受任何内部或外部束缚的限制。这种共识是建立在最佳论据力量(the power of the best argument)基础上的。

哈贝马斯并不将工具性辩论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他只是努力想保证其他辩论能够被听到。理想言语情境既是哈贝马斯解放工程的方法,也是其目的——双重目标。在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中,语言治疗和对对话美学维度的探索只是序曲:是对社会组织更人性化的看法得以表达的途径。哈贝马斯的著作是论证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交流应有更多的理性和民主。它并不保证支配的终结。它不为反对现今文化工业强大的议程设置机器提供任何策略。而且,他的理性概念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比较狭隘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偏狭的。哈贝马斯成功地说明了语言和传播在合法化知识和权力中的重要性。他没有成功地超越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局限性。因此,他被称为“右翼马克思主义者”或“激进自由主义者”是极其正确的³¹。但是哈贝马斯澄清了问题,表明他的批判理论的解放工程中的困境和批判理论本身的困境并非一回事。此外,他对协商式的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广泛研究开创了良好的跨学科对话,不断和参与式民主的支持者们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