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语言学

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建立的基础上,赫伯特·马尔库塞于1955年打造了他关于政治语言学的经典论述¹⁵。因为他把他的论述置于他与“修正派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们”的语境之中,尤其是荣格主义者们(Jungians)的长期争论的背景下,大多数传播理论家们对这些观点并不熟悉。我们即使不赞同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同情,也会发现他关于语言和传播的观点非常令人信服。本质上,马尔库塞努力保持弗洛伊德压迫理论中的解放主题。他把这一内容视为弗洛伊德理论突破的最基本的潜台词。因此,他坚持认为从一开始,“精神分析是一个激进的批判理论”(psychoanalysis was a radically critical theory),因为它为解开压迫之谜和培养对真正自主的渴望提供了方法¹⁶。新弗洛伊德主义在马尔库塞看来却将精神分析转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压迫被认为是实现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与这种将压迫物化的对弗洛伊德“意识形态”的解读相反,马尔库塞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读。也就是说,他坚持认为对每种集体压迫形式应从相对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因此,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支配(domination)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首先,“剩余压抑”(surplus repression),它支撑着一个复杂的劳动分工等级结构;其次,“表现原则”( the performance principle),它使所有支持生命的能量都从属于工作的要求。他认为这一支配体系使得参与式民主成为骗人的幌子,甚至科学——曾经是人类自由的先锋——也成为维护这一幌子使其合法化的工具。马尔库塞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是这一社会学分析的延伸¹⁷。他把它作为一个实证案例研究,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控制结构:这种社会控制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使人们的需求从属于市场的工具理性的要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美国语言和文化逐步非人性化的描述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著述中最苍凉的段落相媲美。

但是辩证学家们的工作并不止于批判。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阵营中马尔库塞的许多追随者们那样经常满足于口号化和通俗化马尔库塞——痛呼“同化利用”(cooptation)的同时退缩到舒适的自恋主义(narcissism),马尔库塞本人结合严谨的批判毫不妥协地致力于诠释一种可以超越工具主义统治的“新敏感性”(new sensibility)。他不断追求新的路径,以期带领那些在社会化作用下陷入沉默和屈从的人们发现新的语言,为“被压迫者的回归”铺平道路。马尔库塞阴郁的嘱托,像弗洛伊德一样,包含了超脱的希望,这希望可以通过“语言治疗”来实现。

马尔库塞用“政治语言学”这一术语来描述当权者为维持现状,否认异议和保存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是如何歪曲语义学传统、语言学规则和认识论准则的。他形容政治语言学为“权力的盔甲”(armor of the Establishment),指出“统治者最有效的权力之一就是建立可推行的词语定义的权力”¹⁸。因此,举例来说,“在已有的词汇表里,‘暴力’一词不适用于警察、国家警卫,典狱官,海军,和轰炸机的行为”¹⁹。相反的,“恐怖主义”从来不会用来描述友善政府的行为,不管这行为多么可憎。在当代虚假的自由社会(pseudo-liberal societies),“新闻检查”成为带有污辱性的符码词汇,专门用于那些对现实构建所持观点与主流相悖的人。例如,在美国目前关于政教分离的辩论中,那些试图取消在法庭中悬挂的“十诫”,或者将“在上帝的庇佑下”,从忠诚誓言中去掉的人往往被不屑一顾地斥为审查员。然而,很多这些活跃分子自视为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护者,拥护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思想自由。

政治上活跃的修辞学家们如肯尼斯·伯克和默里·艾德尔曼(Murray Edelman)为解码政治语言学提供了宝贵的工具²⁰。然而,马尔库塞的语言治疗主张要激进得多。他认为新识别力与新意识的发展需要一门新的语言来创造和传播新的价值:“支配体系的断裂也就意味着支配语言的断裂”²¹。语言治疗,也就是将语言(以及概念)从支配权力体系对其意义的扭曲中解放出来。马尔库塞承认这可能是个乌托邦式的探索。他承认支配语言的形成演变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超脱在这之外:没有任何革命割裂过语言和权力之间的脚手架。但他仍然期望,当先进科技使人们从最卑微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一个新的充满人性的现实准则将取代“剩余压抑”和“表现准则”的原则。

马尔库塞认为,语言治疗是一个扩展的理性概念的前奏和奠基,在这种扩展的理性概念中,人类敏感性的“美学维度”(aesthetic dimension)不再受到压制。²²他认为迄今为止,美国黑人是语言治疗最有效的实行者。他引用他们对压迫语言的拒绝甚至美学上的逆转作为例子,像“灵魂”、“黑的力量”、“黑是美丽的”这些单词与句子的使用。近些年的说唱音乐^[1]也蕴含了同样的精神²³。语言治疗的任务就在于将语言从支配者的控制中解救出来,使人们重新获得对话权力。马尔库塞并不认为语言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独立于历史的。但他认为语言在工具理性支配下,发展起来的剩余压抑和扭曲传播的外表的确是可以被剥离的。因此,举例来说,我们有可能重新奠立“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词语在17世纪和18世纪所具有的批判意义,那个时候它们是被压迫者使用的语言中的最基本词汇,而不是意识形态控制的语汇中最基本的词汇。

马尔库塞的论述中当然也存在问题。尽管他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吸纳和驯服批判主义的力量,马尔库塞没能深刻理解到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在殖民意识和推进语言支配上无所不在的能力。今天比以往更甚,技术愿景(technovisions)和技术玩具(techno-toys)培育着文化霸权的利益观、价值观和优先权。而且,后现代主义的门徒们令人信服地说明美学维度本身也已经被市场占领和充分殖民化了²⁴。从2002年的视角看来,马尔库塞关于技术可以将人类从剩余压抑中解放出来的信念——其实是希望——顶多也就是一种期望。人工植肢技术使一些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技术使哑巴可以说话,聋子可以听见声音,盲人重见光明,瘫痪者可以行走,还有更多。技术发达的社会里,普通人得以过上以前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的生活。然而,这些进步也造成了严重的物质与社会成本:生态危机在这个越来越脆弱的星球上更加严重,国际劳动与资源的分工分配愈加不平等,这些技术进步既帮助也束缚了它的受惠者们。因此举例来说,全球化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工会力量以及工人的各种权利,因为工作和压迫被输出到了奴隶工资被视为普遍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节省劳力的技术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闲暇;相反,美国工人工时比计算机革命之前更长。例如,根据劳动部统计资料,今天一对已婚夫妇的平均工作时间长度比30年前增加了26% ²⁵。

正如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在《依附之路》(Dependency Road)中表明的那样,更多在工厂或办公室之外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有更多脱离工具关系的自由;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效率的工人还得会消费²⁶。大众媒介和最近的因特网,使人们即使在所谓的业余时间也在“工作”——把消费产品推销给他们自己。因此大多数美国人把他们工作之外的时间花在全国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Mills)、汉堡王(Burger King)、家庭购物网络和商业网站上,而不是更能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戏剧、创造性的手工制作,或者解放的对话方面。直到批判理论能设计出抵抗自上而下等级森严地被支配的媒介制度的影响,以及它们培育出的被动消费型公民理念的有效策略,方可解决问题,否则,被压迫者的回归将迟迟推后,语言治疗也只是个有趣而无人问津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