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无人行走的路

开篇之前有必要解释几点。传播学和社会学对法兰克福学派重燃的兴趣只持续了相对很短的一段时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许多圈子里都流行彻底摒弃整个研究计划,因为它的创始者们未能将其发展成熟。一些研究中明显的缺陷被当成是整个计划的问题。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被攻击为精英主义分子、文化官僚——他们作品中某些段落因显示了对美国大众文化具体内容肤浅甚至错误的理解而被不断引用。马尔库塞则被描述为类极权主义(quasi-totalitarian)者,用冷战时期语言来说,他最受欢迎和从2002年看来最具前瞻性的作品,即《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1964)中的论述,因结论过于武断而遭到广泛批评。类似地,哈贝马斯早期对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中传播成分的研究被标上“天真”、“理想主义”、“乌托邦”之类的评语,丢弃在一堆被认为是较为浮躁的一个历史时期的遗迹中。当然,一些不只是顺着知识界的潮流而动的严肃思想家们仍然在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垦的文化领域里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研究⁹。他们的工作继承了学术研究的抵抗性传统,这一传统被约翰·兰特(John Lent)精辟地归纳为“一条不同的路”。在我看来,这条路到现在还是人迹罕至,尤其是在美国¹⁰。

本书追随这条抵抗之路。知识界的时尚秀经常将新鲜的观点置于更深刻或艰深的观点之上,本书决不追求这种轻易可得的光环。也就是说,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大胆而尖锐的问题,而不是其给出的不完整答案,使他们的研究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这些思想家们设定的目标和任务是所有仍相信参与式民主理想的人所不能忽视的。正因为他们的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它们在今天仍有实际意义。参与式民主的要诀就在于不断与这些问题抗争,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正如歌德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自由只有在每日不断的重新征服它的过程中获得¹¹。

哈贝马斯研究中的难解之题到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很明显了:它的理想主义色彩无法与大众媒介的庞大力量相抗衡;心理分析概念在他的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重重;他对民主与国家研究方法中的自由主义偏见;以及他对社会性别的忽视。然而,没有几个活着的思想家像哈贝马斯那样持久而努力地试图找到有效途径使公共领域重生,使民主赖以生存的民主话语充满活力。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掩盖这一努力正中敌人下怀。正如詹姆斯·卡利(James Carey)所指出的,公共领域是以一种“希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对过去从来没有过、将来可能会有的东西的怀旧¹²。我们感觉到它以一种希望而存在着。我们知道我们的集体生活缺失了什么。哈贝马斯也许没有找到解决途径,但他指明了民主诉求更好的方向。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情境”,如他的批评者们不断指出的那样,是乌托邦式的构想;但我认为这种乌托邦色彩既是他研究的一种局限,也是一种力量。它推崇一个规范标准或民主典范,帮助我们识别和衡量在实际权力对话中,以及今天政治传播精心打造的观点中有什么元素缺失了。马尔库塞的“语言治疗”的概念和他后期的很多作品也是乌托邦式的,大大纠正了他早期一些作品中的决定论色彩。

在当前后现代主义冷静的文化氛围中,称某一作品为乌托邦无异于宣判它的死刑。但是民主本身也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成:民主这一理想形式即使在它最完善的时候也达不到它所承诺的状态。乌托邦式的想象——对更好的渴望——是改善人类条件的必要前提:实践源于理论。实践,像所有人类的努力一样,永远是不完美的。在对后现代瘫痪的批驳中,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使用“乌托邦”(eutopian)一词来形容莫尔(More)、康帕内拉(Campanella)、培根(Bacon)和拉伯雷(Rabelais)等人的作品,指出他们描写的不是“虚无之地”,而是“美好之地”,而且他们的作品对社会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¹³。同样的评价也适用于伊拉兹谟斯(Erasmus)、狄德罗(Diderot)、伏尔泰(Voltaire)、杰斐逊(Jefferson)、麦迪逊(Madison)、索贞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甘地(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列科·瓦文萨(Lech Walesa)、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等。没有辨别缺失的能力,没有构连渴求更好的能力,我们就使自己屈从于当今的反民主潮流,导致更加恶劣性情形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