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巴黎远不止是巴黎

帕斯卡(Pascal)断言:“有时候巴黎可称为巴黎,有时候巴黎须称为王国的首都。”这隐晦地指出了联结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纽带。但是西方的理性主义(Western rationalism)的遗产常使我们否认或者忽视其蕴含的认识论意义。因此例如,在形式主义论(formalism)的指引下,我们将同义的表述视为完全等同:在机器语言的操纵中,通过使用一种相同的符号来再现相互之间可以互换的“标记”。只有修辞学(rhetoric)一贯运用帕斯卡的深刻见解。然而,哲学家们遵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留下的先例,往往把修辞学贬为次等艺术,顶多也就是一种推销方式,以至于像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这样伟大的修辞学家的作品在当代思想的研究中也被边缘化了。

不过,在过去的20年里,认识到“巴黎远不止是巴黎”的人已越来越多。科学哲学的危机以及普通民众中政治犬儒主义(cynicism)的兴盛,导致对已经形成了的知识与权力合法化模式的广泛质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怀疑引发了对批判社会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重新兴趣。法兰克福学派首先由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以及他们在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ur Sozialforschung)的同仁发起,而后经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尤根·哈贝马斯(Jūrgen Habermas)在各自为奠定工业(或后工业)社会的解放传播(和政治)基础的努力中得以发扬光大。

两次批判理论的浪潮鲜明地指出了联结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纽带。他们坚持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的论断:“权力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权力。”他们是通过对以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为基础的认识论的彻底批判而得出这一结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仅承认权力利用乃至腐化知识,而且指出它给知识的形成设定条件:权力关系为知识和文化生产提供支持,并建立起许可与惩罚的制度来保证其连贯性。由此而产生的知识理论具有现实意义,但也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和尼采(Nietzsche)一样,第一波批判理论的支持者们承认“绝对纯净的感觉”的不可能。他们承认“我们都藏有自己的花园和植物”。但是和马克思一样,他们也意识到这些花园里种什么植物常常是由资本决定的。

1846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当然是批判理论关于传播被压迫和扭曲的观点的即时的文本先例。在相关段落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到,哲学家们的抽象(正式)语言创造出一种其思想不受实际利益束缚的印象,而实际上,这种语言只不过是“真实世界被扭曲了的语言”——这种语言反映和强化了固有的劳动分工形式1。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隐蔽于我们的语义惯例背后的范畴也受产权关系的左右,因此“在语言中(像在生活中一样)买卖关系是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²。

在这些世界革命之父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近一个世纪之后,批判理论家们在其理论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和自我反思定义了他们自己的理论框架。批判理论家们一方面试图与粗糙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又试图与曾经是马克思关于疏离(alienation)、意识(consciousness)和意识形态等概念根源的黑格尔哲学与文学拉上关系。他们是狄尔泰(Dilthey)、冯·哈姆勃特(von Humboldt)、席勒(Schiller)、海恩(Heine)、格列姆(Grimm)、尼采、韦伯(Weber)和弗洛伊德(Freud)以及马克思的学生,但他们也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同时代人。

他们反对实证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实证主义传统,认为启蒙运动是对理性的背叛而不是发扬,是这一背叛导致了工具理性的霸权,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³。此外,他们也反对盛行的自由主义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乃是一次特殊的历史偏离;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充满危机的后期资本主义结构的逻辑延伸。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勾勒出一个既“科学”(可用材料验证)又具“批判性”(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更持久理性和公平的社会秩序)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观⁴。

他们的个性与文化理论也具有激进的修正色彩。与德国哲学传统和当时新兴的弗洛伊德学派相一致,他们坚持认为我们都是文化的俘虏,受困于语言的“解释学循环”中。他们远不如马克思对于冲破这一樊篱的可能性感到乐观,相反,认为20世纪的大众媒介和大众娱乐(也就是阿多诺后来所谓的“文化工业”)已经深植于工业化民众的意识中,甚至使他们无法想到抵抗,更不用说构连(articulate)社会解放变革的纲领了。确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已经侵入集体的无意识中,使得大众的希望、梦想、欲望以及乌托邦式的幻想都带上了文化工业世界总部好莱坞的烙印⁵。作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纳粹德国的居民(直到1933年后他们自我强制的流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清醒地意识到,即使在科学时代,神话思想和戏剧故事在激发人们的动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相信资本的支持者不仅通过所有权控制着大众文化机构,也对人们的想象力起着支配作用。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不到任何出路。第一波批判理论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抵制计划,没有提出将批判主义转为集体行动的具体方案;最多也就是对批判知识的创造力抱有一丝希望。因此,尽管其目标是解放传播,即使是同情的阐释者也认为这一理论过于悲观了。

今天,在对启蒙运动的后现代批判汹涌澎湃之时,重新解读这一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品的冲击性与新颖性仍令人叹服。然而,他们对辩证法的过分运用也令人惊讶。他们试图强加证据使西方思想中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和辩证法)范式的二元逻辑从内部瓦解。这种思维能力过分运用的净效果,其实是低估了自美国和法国启蒙思想后被迷失或背叛了的民主潜力的历史生命力。也就是说,其论述本身的辩证结构,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处的灾难性的历史时刻的残酷社会现实相结合。他们写作的目的,正在于阻止残酷的社会现实扼杀民主脉搏的生命力——查尔斯·道格拉斯·鲁密斯(Charles Douglas Loomis)对此曾有过巧妙的,也许过分乐观的表述:

民主一词已经……被国家、政党、帮派和利益纷纷利用和背叛。但还是有人真诚地爱着它,他们发现在其中总有些纯净而真实的成分神秘地保留了下来⁶。

尽管其目标是平均主义的,第一波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还是带有精英主义的瑕疵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论述暗示着只有批判理论家和其他受过训练的辩证家们才具备足够的思维能力可以看穿文化工业的骗局。至于这一明显的精英主义假设是显示出这一学派普遍的傲慢(和暗藏的先锋意识),还是证明批判理论在揭示文化工业隐藏机制方面的力量和说服力,则留待读者去判断了。

由于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些联结冷战时期恶劣的政治氛围的论题,导致战后许多英裔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往往把与第一波批判理论相关的研究斥为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t)和虚无主义(nihilist)。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如Erich Fromm、Franz Neumann、Karl Mannheim、Paul Lazarsfeld)独立于法兰克福学院之后在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和传播学术方面建立了自己的声望,其他人,像霍克海默、阿多诺、里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和赫伯特·马尔库塞则终其一生精力试图解决第一波批判理论的死结。

以尤根·哈贝马斯为首的第二代批判理论家接受了这一挑战。马尔库塞对语言支配(linguistic domination)的分析及其辩证的对立面,也就是他的“语言治疗”(linguistic therapy)主张,哈贝马斯的“沟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y)理论,和他试图具体阐明的“理想言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条件的努力,都使政治语言学学者们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两位思想家都试图勾勒出使人们逃离被工具理性所支配的语言和文化的途径。

在本章中,我将具体描述这一逃离路径的布局,并讨论它们的局限性。我也将讨论另一些相关的批判理论探索,这些探索为反对语言支配的反民主效应提供新的可能性。本章所讨论的思想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公正传播是衡量良性社会的一个指标”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