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传播学研究与社会性别研究尤其相关。传播学领域的经验研究已经证明了在文化品位、受众反应、交谈行为、决策过程、领导风格、投票和消费者行为等方面,基于社会性别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³⁵。因此,对于这一领域大多数的研究形式来说,社会性别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

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方法论产生了这些发现。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者将这些发现作为父权制支配的证据,并将其吸收进他们对科学和社会改革设想的摘要中。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正如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所指出的那样,女性主义经验主义的研究发现,社会性别不仅是解释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且社会性别的差异也造成社会等级制度内部的差异³⁵。这个发现不仅彻底改变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未来,而且改变了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

而且,这一发现产生了大量研究,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超越了女性主义³⁶。这一研究表明,在剖析所有知识和权力关系形式的时候,社会性别都是第一位的要素。因此,例如,如果我们想要研究柏拉图(Plato)的学术、十字军东征、中世纪的修道院、皇家科学院或者全美橄榄球联赛的结构、过程和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和检验将妇女被排斥在外的这种现象,把它看作是一种本质的、社会性别化的行为,而不是这些组织偶尔为之的实践。

这一动议就为研究者开启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描述的“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和社会关系的图貌。根据霍尔的观点,“思想的革命”应该是——

伴随着人认识到所有社会实践和各种支配形式——包括左翼政治——都是植根于、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受社会性别认同和定位维护的,如果我们不留意社会性别化认同怎样形成、怎样转化,并怎样策略性地部署,那么,我们就不能提出一种我们掌握的具有足够解释力的语言,来了解我们社会的权力制度化过程,以及我们社会中变革抵抗力的秘密源泉³⁷。

即使是那些进入这个新世界的勇敢者也知道,他们必须重新改变个人的思想史以及学科的历史,而且这些改变将至关重要地转变他们未来的研究投入。

然而,如此自反性的研究,也能维护不再根植于西方没有经过检验、存在有社会性别化的知识结构之上的理性和政治的形式。如此一来,举例来说,就有可能揭示并部分修正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哈贝马斯的解放传播概念中的社会性别化的盲点,这样就重塑和强化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和共鸣。当然,这种研究并不具备有益健康治疗的效果。一种传播研究的自反历史,必然表明了植根于势不可挡的“美国世纪”的权力—知识假设的场域,会导致文化帝国主义、冷战意识形态和建立在被罗伯特·康奈尔(Robert Connell)称作“霸权的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基础上的社会性别秩序的复制³⁸。然而,以我个人的判断,我们所要面对的风险和尴尬远远超过我们的机遇。

从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以及福柯、拉康、德里达以及其他人作品中的教训来看,一个急需修正的盲点在大多数现存的经验传播学研究方法中,是基本的,甚至是本质的错误,而这些研究方法将社会性别仅仅视为一个“变量”³⁹。通过将更大文化背景下,强制性的异性恋特征的非自反性引入和复制的实践,酿成了这一过失;在这个更大的文化范围中,数据被强行转化为一种断裂的、隐含等级制度意味的、二元范畴的逻辑和结构,并反映出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霸权式的界定。

一种已经运用于传播学研究中的具有包容这一修正的方法论策略,就是由布伦达·德尔文(Brend Dervin)部分基于保罗·傅莱叶(Paulo Freire)的“觉悟”(conscientization)过程而首先提出的意义生成(sense-making)的路径,它要求研究者不断整合其认识论立场。这种坚持不懈的自反性是主体在特定语境中,解释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生活世界的意义,指导开启被终结的意义生成的访谈:他们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消弭知识上的鸿沟,等等。研究者和受主体(称其为“对话伙伴”似乎更合适)都参与到了一个动态的“进行时”(verbing)的过程中,在这里,所有的解释都是不完善的;因为它欢迎修订、改正和提炼,同时也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修正。意义生成的目标和科学的女性主义批判目标一样,都是要讲述“一个关于自然和社会生活少些谬误的故事”⁴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