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失在翻译之中

犹如中国人的百科全书,新女性主义认识论和传播理论将范畴、概念和文化实践融合到一起,这对培根主义(Baconian)和笛卡尔主义(Cartesian)方法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后者为社会科学中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合法依据。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经验的方法论一直以来与其说是为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专业意识形态的作用9。

对于已经确立的社会科学界的范畴假设( domain assumptions)来说,女性主义的主张是“无法想象的”,不仅由于她们直接宣称科学的话语是由男人制造的,更由于她们坚持这样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产生这些话语的认识论和知识理论,都被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气质的阐释和文本实践歪曲了。或者,按照曼德尔的陈述来说:构成科学对话和文本的传播学研究的管理规则,是由一群经过仔细挑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男人的历史性的“依赖格局”(dependent disposition)维护的10。于是,根据女性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际主张既不是“公正的”(neutral),也不是“中性的”(neutered)¹¹。相反,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将已经被科学价值化的“客观性”(objectivity),看作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的人工制品,它们是通过那些参与奠基现代科学交谈的男人们的主观意见,加以形式化和法典化而精心产制出来的。

女性主义者已经确认了塑造这些人工制品的某些社会性别化的实践。首先,从一开始,妇女们就被排斥在科学实践之外。这可以部分归结于这样一种策略动议:使科学家们的火药和试剂与那些女性式的直觉能力,诸如草药医术和巫术技法保持距离,也因此就可以保护科学家们免于遭受科学革命产生初期、席卷欧洲的那样一场血腥的异端审判(Inquisition)¹²。其次,现代科学通过维护其高度的性征化(Sexualized)和大男子主义隐喻的观点来标明这一距离:工具性的各种隐喻把其本质特点描述为一位备受支配的妇女——甚至,用培根被大量引述的生动修辞来说,也就是她被“强奸”¹³。第三,西方科学的范畴强调截然划分的界限、等级制度、二元逻辑以及抽象意识,同时又悖论地支持那些空洞的、同性情爱式的关于自然现象的思考和写作的模式¹⁴。

女性主义者们对历史和科学文化实践的解释,与一些社会学家及科学史专家各自独立地对科学事业所作的解释有部分是重叠的¹⁵。但是,女性主义的方案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分析和批判的努力。相反,她们旨在社会变革:彻底修订并再创那些为科学、历史和资本主义话语提供保护的权力关系的术语和范畴。

女性主义者的修正主义并不认为,由男人操控的科学所提出的发现,或规律是没有效用的,或是过时的。但是,她们的确主张,这些科学从社会和历史的层面来说,不仅是偶然的,也是不完善的。因为这个原因,除了对现存知识的范畴和结构进行全面的修订外,女性主义认识论者显然拒绝任何试图纠正这一不公正现象的举措¹⁶。但是,在科学和历史现有的知识结构中,没有任何术语和空间可供人们去思考“他者”,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结构不能在现有的问题重重的传播研究范式和界定之内,支持对女性主义思想的吸纳与整合。

与培根主义和笛卡尔主义客观性认识论所支持的“无凭借的观点”(view from nowhere)相左,女性主义认识论认识到,所有形式的知识,包括学术的被规训的知识,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术语来说,都是“情境化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知识是被历史、物质、文化和语言所中介的,因此,知识也是有限的,而且,知识是被权力所维护的,尽管它并不必然与一系列权力关系相一致¹⁷。这样一种认识不必欣然接受相对主义。相反,用哈拉维的语言来描述,它是一个“有意义的承诺”的第一步,承诺为达至对于“理性的”、“客观的”和“一个‘真实’世界的忠实描述”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这个世界大家可以部分共享,而且“能够促进那些追求有限自由、充足物质富裕、适度理解苦难,以及有限快乐的种种规划”¹⁸。

然而,与福柯中介理论所不同的是,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并不认为所有反抗和解放的途径都被霸权的话语实践(hegemonic discursive practices)所阻塞。他们认为,福柯的“话语”概念,和培根以及笛卡尔的“客观性”概念一样,无法充分阐释自身的有利观点——也就是自身产生的情境。

福柯的“数据”,他用来展示全面规训的现代权威和社会性别构成的文本和专家的主张,都根植于被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称之为“抽象的男性气质”(abstracted masculinity)认识论之中¹⁹。因此,一个在社会学知识方面见闻广博的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立场会支持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以“青年保守主义者”斥责福柯,尽管哈贝马斯证据确凿的指责可能不是唯一的或是充分的,但哈贝马斯本人的传播解放理论也被标明带有社会性别化的“盲点”(blindspots)²⁰。

当多萝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福柯的“话语”概念进行再解释的时候,她认识到了福柯(以及哲学的)男性气质的立场: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社会学,而不是哲学,我们想要提出话语是经过文本的交谈中介,它不是陈述本身,而是关系到实际的持续进行的实践和实践的场域,文本的物质形式(如杂志、评论、书籍、会议、课堂或实验室等等),生产文本的方式,有声誉的和社会地位的结构,其他一些在国家机构、大学、行业组织之类的统治权力关系交织的组织。对话语作为社会组成的关注,并不就意味着要抛弃或是废弃它的文本中所担负的陈述、惯例和知识。相反,文本应该在话语主体及其在话题之间积极的组织关系之中来理解。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是实际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实际的关系(补充强调)²¹。

史密斯提醒我们,在实验室、研讨会、政府办公室和出版社,“实际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实际的关系”生产了福柯所谓的“话语”,这些地方在过去(也包括现在),即使并非专属于男人,也是主要由男性构成,这些男人在一种社会性别化的权力关系之中运作,这种操作基于“支配”与“服从”的复杂辨证的关系。而且,这些男人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权力关系中的社会性别构成,以及随之而来的授权(entitlement)。当然,就学术而言,这些授权也典型地包括了阶级、种族和权力位置中的特权。

由于福柯关注剖析权力关系的性的因素,而非社会性别化的构成因素,他无法进入到这样一个充满压力、冲突,有时候甚至是抵制霸权话语的持久的场域:妇女的文化,以及她们的“思考方式”和履行的社会性别化认同的方式²²。实践对于这些亚文化或者说“残余”文化的细节内容和人工制品由男性主宰的机构和学科²³,是没有什么兴趣可言的。因此,这些残余文化在种族、宗教、肤色、阶级方面,甚至在西方工业社会这样一个环境下,都保持了极其重要的多样性。“妇女”,不同于支配性的男性文化的规训化和同一化,以及其压制的和商品化(commodified)的价值观、实践与人工制品,按照露西·伊利格蕾(Luce Irigaray)所指出的,妇女属于“非一之性”^[1](sex which is not one)²⁴。

就妇女而言,这些被史密斯公式化的活生生的人们,已经逐渐被整合到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当中;不仅如此,她们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放弃多样性(diversity),被迫吸收占支配地位的且厌恶妇女的企业文化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她们被重新社会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再创造”,从而适应商品化企业的社会性别化的体制规范(regime)的特殊要求。现在,美国大众媒介培养的理想的企业妇女形象,用半色情的辞藻来说是一个“娇娃”,同时又把妇女塑造成“女杀手”(killer woman)——一个残暴无情的工具,屠戮成性,对传统女性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不屑一顾²⁵。根据成年男人们热衷的性幻想的特别要求,这种性欲极其旺盛的混合体妇女,应该具有女性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追随流行季节的指引,通常有人工植入的硕大假胸,同时还要通过严格的健身活动或者是近乎厌食症般的节食来达到塑造身体曲线的目的。然而,她的思想却完全被男性气质的文化价值观所殖民。她是商业世界的工具,同时还要扮演起另外一个角色(可能甚至以双重身份存在)——一个更为温柔的个人,以及居家的符合传统定义的被驯服的类型:妻子、母亲、女儿或者是邻家女孩。

当妇女在抽象的男性气质话语中被再现出来时,(她们经常这样),它是作为“性”(The sex)——被标示的范畴——展现在权力关系场域中²⁶。这些再现通常以妇女在男人生活中所扮演的性伙伴、生育者和哺育者这样一些角色为基础,在本质化、异性爱取向的用语中对妇女作了界定。即使是那些通过与男人凶蛮竞争来挑战这一观念的、作为“杀手”形象出现的职业妇女,至少在大众文化的迷思中,她们也是要为这种挑战付出代价的,由于自身那种不知满足的女强人形象,她们被再现为传统的色情意味的“坏女孩”。

这些再现就使得妇女的许多生活体验“隐匿于历史”²⁷。这些消失在被规训的抽象的男性气质的话语(包括在福柯的文集)中的体验,如下所述:

老处女、女同性恋者、工团主义者、妓女、疯女、叛逆者、未婚的老姑婆、手工业者、接生婆和女巫的经历。激进的性别政治所卷入的,在其中的一个层面上,正是对在这些群体体验中被边缘化了的女性气质形式的准确重申和重新发现²⁸。

因为福柯将这种特殊的认识论状况归咎于社会叛逆者——“受到谴责的人”,这个“人”再现了在“政治的权力关系场域最黑暗的部分”,“与统治者相对的倒置的地位”,他对于女性气质被边缘化形式的了无兴趣尤其能说明问题。如果不是极端仇视女性的话,那就是男性主义在作祟²⁹。

已经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明妇女在学科发展中的贡献,但不论是在响应男性科学家和学者们素材需要方面,还是作为研究过程中沉默的伙伴,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历史记录缺乏对妇女贡献的详细记载³⁰。对于爱因斯坦第一任妻子在其发展相对论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推测,就反映了在官方科学档案中这种缺失确实存在,尽管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个。另一个关于女学者的案例,虽然平凡,但是却普遍存在的例子就是,在夫妻共同组成的学术生活中,妻子往往是作为沉默的学术伙伴,扮演研究者、打字员、编辑,甚至有时候是代笔者的角色,这包括传播学史在内的女学者也存在如此事实。这种类型的学术生活在二战后的美国非常常见,甚至成为了一种标准形式。正是在二战后,女研究者们,和她们的工人阶级的姐妹——“女子铆工”一样,大量被解雇,以便为那些从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政府工作中解脱出来的男人们腾出职位。

此外,历史同时也抹去了事实的另外一面。例如,当人们透过“抽象的男性气质”的镜片去领悟历史和科学文化实践的时候,妇女在实验室或研究队伍中缺席的现象,通常被例行地看作是意味着社会性别化的行为也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抽象的男性气质培养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男性机构并非是社会性别化的机构。例如,它也使得一些学者,如史蒂夫·沙宾(Steve Shapin),《利维坦与气泵:霍布斯、波义耳与实验的生活》(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1991)的作者之一,和其他人坚持认为,社会性别对于解释波义耳(Boyle)的科学毫无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绅士的活动”(gentleman's activity)。因为妇女被排斥在外,沙宾认为,社会性别对于研究现代科学形成的文本不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大卫·诺贝尔(David Noble)的《一个没有妇女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Women,1992)则提供了对于这种短视行为很好的纠正³¹。

形成对比的是,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将妇女从实验室、研究团队、公共论坛和科学档案中缺席的现象,看作是社会性别化领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志。因此,例如,在女性主义研究指南(protocols)中,科学、技术、战争和体育比赛通常被看成是男性占优势的社交场所,甚至是类似同性情爱的场所³²。最近在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表明,通过将新闻、信息科学和某些其他研究看作社会性别化的知识场域,可以阐明这些领域的确存在社会性别化的问题³³。

总之,女性主义认识论者假设,社会性别对于权力关系的所有场域和所有被规训的主体与知识结构的分析都是至关紧要的因素³⁴。这一假设彻底支配了新的思考、论证和建立权力和知识关系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