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历史:作为情境化的知识的传播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传播研究通过确定其经验主义的主张而获得了学术合法性的那一刻,在一些建制更为悠久的学科当中,有许多学者开始发现,经验主义主张是他们自己的“言语行为”,而这些言语行为在文化和社会的层面,都是情境化的传播形式2。在认识论范畴内的所谓可资传播的转向,至今还没有被盛行的支配性的传播研究假设充分地承认、重视、吸收或是接纳3。

尽管传播学领域已经回应上述学术进展,但它总是坚持一种贫乏的历史观。例如,由此而来,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概念在传播学中风行一时,这个概念认识到所有的知识以及认知者都被建构于权力关系的场域之中,同时也贴上了不可磨灭的权力关系的标签4。然而,这里却鲜有那种可能产生自反力量的探索,那样的探索是对于保守的、教科书式的学科历史与研究实践,包括传播研究历史和实践在内的理解的彻底挑战。

将福柯的例子进一步推进,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严肃思考过由于历史的间断或者“断裂”所引发的方法论的问题呢?福柯不仅主张,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公民,我们认知、思考和解释的范畴,都应该在一种历史与文化相互依赖的格局中;他还指出,这些交相依赖的格局可能会分崩离析。对此,他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中引用了一段现在已经为人们熟知但是很可能是虚构的话来说明该现象,这段话他是从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那里转借来的:

书中写道:“动物可以被分为:(1)属于君主的;(2)被涂上防腐剂的尸体;(3)驯养的;(4)哺乳期的小猪;(5)起警卫作用的;(6)传说中的;(7)迷路的狗;(8)包含在现有分类中的;(9)狂乱的;(10)数不清的;(11)由精良的骆驼毛笔画成的;(12)其他的;(13)刚刚打破了大水罐的;(14)从远处看就像是苍蝇的。”⁵

福柯引述这个例子不仅要证实“其他思想体系的异域魅力”,同时还要揭示“我们自己思想体系的局限性”,而且“对于(欧洲人)来说,明显不可能那样去思考问题”⁶。

意识到“他者”,已成为文化与后殖民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是学术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一新的文化意识过分频繁地衍生了对于“差异”(difference)的轻而易举的认可,进而为相对主义提供简易的借口。接下来,这些认可创建了一个齐备的武器库,囤积或是隐晦或是直率地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本质论”(essentialism)和“简化论”(reductionism)的讨伐,抨击的对象则是任何一种逼迫研究者进行非常艰苦、系统和经过规训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这些研究都不可回避地要对“他者”有所认识,尽管这种认识经常都是不完备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工作,借用郑明河(Trinh T.Minh-ha)的隐喻7,我们还会依旧幽闭在“她自己的动物园”中。一旦如此,那么发展群体内部传播和联合政治的理性模式的可能性将会极其渺茫。

由于非自反性的历史间断性和文化差异“价值化”的“种族”隔离的学术取向,导致传播学研究依旧是“一片与世隔绝的思想的荒岛”⁸。这一取向使实践者从艰苦的、满是冲突的对话中摆脱出来,而这些对话却恰恰是构连(articulating)认知方法的必由之路,因为这些方法已经不再是牢不可破地植根于“支配与服从”(domination and submission)的逻辑和范畴之中。本章的后半部分聚焦于新女性主义认识论,探究为什么新女性主义认识论之所以能够被视为标志着与因循守旧的、经验主义的科学和传播的彻底决裂。我进行这样的阐释试图表明:为什么大多数将女性主义的视角整合进主流研究计划与出版的努力(有的甚至是相当友好的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且,本章提议一些可能的方法,以为这一僵局重新标明其为一个探索的场域,而非屈服于这种僵局是传播学领域一个无法沟通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