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景象

拿破仑(Napoleon)形容历史是人们认同的寓言。在20世纪最末几十年,人们探讨这个认同有什么基础,其实已成为认识与文化冲突激辩的场域。关于传播的各种理论(Theories about communication)为这些探索的若干方面提供了种种认知地图。然而,从一开始,这些理论就不是发端于我们所熟知的传播学(communications)这样一个学术科目之内。

除了修辞学,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大都是非历史的。通常的说辞是传播学太新,这的确也有几分道理。传播研究,就如它所要研究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实践一样,现在是一项国际事业了。虽然如此,传播研究在美国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探索领域,构连(articulated)其身份认同,它所承载的知识结构就持续地打上这一历史起源的烙印。

发轫于二战期间的传播科技的革命,传播学研究也应运而生,它主张将现代的、以技术为基础的传播形式作为其最初的关注焦点。总之,在战后时期的美国,通过确认传播学是对经济、文化和社会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对象,从而开创了自身发展的空间,但是传统的学科却对其无甚兴趣。

由于这一策略性的动议,不论言语范畴或是历史视野,传播学研究都依赖于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1942年提出的“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思想结构。传播研究的对象被界定为当代西方的器具、社会资源和文化实践,方法上则追随当时方兴未艾的经验研究。这样定位不仅使传播研究忽视历史和文化,而且还不得不如此。

然而,传播——甚至是当代传播形式本身,都不能脱离对历史的理解,而孤立地就传播而研究传播。玛丽·曼德尔(Mary Mander)尤其强调这点,她坚持认为:

传播的核心,无论如何界定,事实就是——传播是被中介的。由于所有传播都是经过中介的,因此,传播的本质必然和历史脉络相关联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