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判的理论:恢复解放的张力
为了将本书置于媒介批判的理论架构之下,我重温了一场已往的学术争论。它不是一次失败的交谈,而是一次未能尽善尽美的对话:它开始于美国批判的社会学家阿尔文·W·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意识形态和技术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书中的一个衍生章节(a generative chapter)——《迈向媒介批判的政治》(Towards a Media-Critical Politics)。阅读那个章节,大约是25年前的往事了,但实际上改变了我的一切:学术研究的方向,甚至是学科认同和处境。
古尔德纳作了如下论断,他强调解放政治的未来取决于发展一种媒介自由理论:
批判的理论必须重启媒介自由的问题。必须重新聚焦这个问题,让世人知道今天所有自由都是围绕媒介检查制度的方式——包括新闻、新闻解释和娱乐等等媒介的新闻检查制度。……正是通过大众媒介,仅仅通过它们,才使得我们今天大学精英教育以外(即为数甚少的精英主义以外的)的真正的公众启蒙成为一种可能。正是通过媒介,体系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或者自我揭露。从古德列夫案件(l’affaire Dreyfus)到水门丑闻(W atergate scandal),在监控公共事务方面,媒介所扮演的强势角色引人注目,尽管只是零星的。对于那些睿智的人而言,现在的媒介已经和任何头脑简单的仅仅把媒介作为一种再生产现存统治制度的刻板机构有了深刻的差异29。
古尔德纳并没有构连(articulate)出一种媒介批判的理论,那不是他的计划,但是他为这样一种观点构连了依据。
尽管网络和数码的结合圈定了我们所说的媒介的含义,转变了媒介发挥功能的途径,但是我相信古尔德纳的洞见在今天仍然举足轻重。现在,比创新更显而易见的是,古尔德纳论点的暗含之义发人深省。然而,当1978年粉饰冷战的修辞依旧热火朝天之时,古尔德纳主张的“新闻生产制度就是新闻控制和新闻检查制度”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因公司和一些国家要求动员和调整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维持新闻控制和检查的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还不现实。今天,这些基础已经各就其位。但它们对于特定政治议题的公开检查和控制新闻权力的协同使用,仍旧罕见。但国家检查和市场检查的案例能够被辨别了。例如,紧接着世界贸易中心被袭击之后,美国政府在以美国为根基的新闻组织的充分协助下,直接、公开地介入新闻程序,阻止在阿拉伯电视上播出的本·拉登基地组织制作的录像通讯在美国电视上转播。尽管绝大部分国家和市场检查机构经常同步操作,但并没有公开进行。例如,美国市场检查机构模糊了争论,并提供一种实际上报道不足、沉默或是先发制人的新闻失声,就如1996年关于《无线电通讯法案》(Telecommunication ACT)的公共论辩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关贸总协定(GATT)谈判一样。这一新闻检查制度在具有深刻全球影响的立法上,授予了国会和产业说客们的自主权。然而,后冷战时代充斥的却是,与肤浅的国际新闻和针对全球化的政治抗议的严重倾斜报道混在一起的性丑闻、关于名人的琐碎报道、高度概括的犯罪故事。在对纽约和华盛顿遭受袭击的直接报道之后,主流媒介机构重新强调硬新闻和国际新闻报道,然而,他们很快就转向了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
那些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拥有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权力的许多社会学家,并没有完全抓住媒介批判的理论核心。也就是说,媒介与中介的运作须在其自身的学术架构和其(条理非常巨细的)复杂性内进行。正如古尔德纳所断言的,再现的实践不能仅仅凭借协定的所有权(ownership)模式来理解,虽然,那些模式是媒介结构中政治经济和机构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也必须了解新自由社会中,媒介体系利润结构中的矛盾,如果可能的话,也应该通过同文化工作者结成联盟而获得支持。因为,正如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所强调的,无论媒体所有权模式如何,媒体工作者根据个人和社会的期望在传统、符码和职业意识形态内运作,而这些个人与社会的期望保留了一些自治30。
当本·巴格迪肯(Ben Bagdikian)把新闻事业描述为一幢切分开的房子时,他为思考当代媒体系统内部的矛盾提供了有用的隐喻31。房子的一边是保持杰斐逊(Jeffersonian)的新闻思想的古老价值观的记者和编辑,认为新闻业是民主、独立、投身正义运动并支持受压迫者权力的一只看门狗,把新闻业看作一间“大教堂”(cathedral)。房子的另一边是“银行”:在这些商务办公部里,底线政策统帅一切,其人民屈从于迎合广告商的压力。这个房子的两面从来没有像教堂的辩护者乐于想象的那样密封,但是其理论上的分离在历史上还是像一个有用的虚拟说法,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教堂内部保存了一些自由。它常常让银行家们来防御新闻检查的指控;房子两边的抗争,使得自由社会中的商业出版既有利可图,又有相对的自由。从当前全球媒介的商业集团的集中控制和纵向整合来看,我和巴格迪肯一样担忧银行将会赢得斗争的胜利,我也会赞同他所得的结论,看门狗现在比以往担负了更多的看门职责。
银行和教堂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启了解放的可能性。媒介批判的理论要求我们,重新将文化形式的分析与传播的机构和政治经济的分析结合起来,与文化工作者结成联盟,把有批判意义的学术与有意义的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斗争相联系,而不仅仅是文化自由。也就是说,恢复和强化有意义的公民参与为核心的人类自由的定义——该定义以有意义的公民参与为核心。自由于是就不是仅仅消费有争议的文化产品的自由,尽管当强权试图取消这种消费者权利,这种权利会显得相当重要。不过关于保持色情网站或者在公立博物馆展示有争议的艺术作品的斗争,在美国往往需要广泛的媒介新闻报道,这转移了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的民主斗争的部分注意力。更有甚者,新闻媒介报道琐碎化了这些大规模抗争的危险:所有公民的政治自由,而不仅仅是那些精英艺术家或者愚不可及的色情者的文化自由。
注释:
1.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意识形态与科技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1976);《知识分子与新阶级的上升》(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1979)。在这个导论里,当我无拘束地沉浸在“交谈”的隐喻中,我并不是屈从于后现代主义或是新实用主义的诱惑,构想学术为仅有的交谈、一种修辞运用。相反,我认识到学术背负世界的沉重负担。也就是说,学术受制于且根深蒂固地植根于“真实”、表面的、物质的世界等所强加的局限性。
2.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脆弱的虚构》(“The Fragile Fiction”),见沃尔特·楚特·安德森(Walter Truett Anderson)编的《关于真理的真理:后现代世界的解惑与重构》( The Truth About Truth: De-Confus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Postmodern World,New York: G.F.Putnam's Sons,1995: 34－35)。贝克尔旁征博引之作:《意义的产生与消亡》(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Glencoe,I11.: The Free Press,1962),从中节录的这一节,因其适时地出现并以惊人的雄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3.休斯敦·史密斯(Houston Smith),《超越后现代的思想》(Beyond the Post-Modern Mind,New York: Crossroads,1982)。
4.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第268页。
5.在二元思考的女性主义批判中,“都是/和”(both/and)术语的成双搭档广为传布。伊夫·塔沃·班内特(Eve Tavor Bannet)在其文章《都是/和的女性主义逻辑》中提供了有用的分析(“The Feminist Logic of Both/And,”Genders 15,Winter 1992: 1－19)。就我而言,“逻辑”使女性主义内外都产生了共鸣。苏珊·鲍德(Susan Bordo)颇有价值的论文《笛卡尔思想的男性气质化》(“The Cartesian Masculinization of Thought,”Signs 11,No.3,1986: 439－456),随后扩展于《追逐客观性:笛卡尔主义与文化论集》(The Flight to Objectivity: Essays on Cartesianism and Culture,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这些作品对我思考西方二元论发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然而,我对和解与新的综合并不像鲍德那样乐观。为了可以预见的未来,我想我们将面对智力上的负担与“都是/和”概念训练的困境。
6.感知能力并不仅仅是思想,但正如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所指出的,感知能力孕育于叙述的框架和范畴之中。而且,认知科学已经证明经常使用的大脑缓冲器比休眠的部分得到了更加充分地发展运用,参见布鲁纳《真实的思维,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Possible World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7.波兰尼把《个人知识》看作知识理论“新的谦逊”(new humility)的论争。安德森(Anderson)试图调和在《关于真理的真理》(The Truth about Truth)一书中的知识理论的新路径所引发的认识论危机。
8.这一概括性的句子充斥着被本书后文进一步引证和检验的许多资料中获取的综合论证。就这一个注释不可能集中体现或是公正对待所有陈述。然而,我在这里要指出一些直接的借用。很明显,我在前面浓墨重彩地引用贝克尔的人类意义的虚构特征的描述;见贝克尔《脆弱的虚构》(“The Fragile Fiction”)。许多影响已经型塑了隐喻和研究方法,尼采(Nietzsche)、理查德(Richards)、巴克(Burke)、布兰克曼(Blackman)到最近的布鲁尔(Bloor)、莱可夫(Lakoff)、约翰逊(Johnson)、斯坦纳(Steiner)、罗蒂(Roty)等学者的作品的隐喻方法。对我来说,戴利(Daly)、麦茜特(Merchant)、哈拉维(Haraway)、凯勒(Keller)、鲍德(Bordo)等大批女性主义学者的语言探索非同寻常地重要。布鲁尔关于隐喻如何使意识形态转变成数学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见大卫·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介绍“政治语言学”的概念,见《爱欲与文明:弗洛伊德的哲学探索》(Eros＆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Boston: Beacon Press,1955)。
9.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人的想象:社会学思考中的古典传统》(Images of Man: The Classic Tradition in Sociological Thinking,New York: G.Brazeller,1960)。在此,我引用米尔斯的论著真是便利之至,在美国的社会学系,古典社会(或是社会学)理论的课程是标准的主干课程。他们涵盖了康德(Com te)、马克思(Marx)、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塔德(Trade)、腾尼斯(Tonnies)和齐美尔(Simmel)那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10.图绘这一领域,充其量是为了我自己的大胆行事的观点,做实验性的努力,找到一种迥然不同的批判探索的位置。近期,从批判的观点探究传播范围的种种卓越的反思研究不胜枚举,比我在此采用的简述更加彻底和细致。例如,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London: Sage,1996);马特拉夫妇(A rmand Mattelart and Michele Matterlart)的《媒介理论的再思考:路标与新方向》(Rethinking Media Theory: Signposts and New Direction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以及丹·席勒(Dan Schiller)的《政治经济史观下的传播研究历史》(Theoring Communic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莫斯可也在他的论证中提供了有趣的深思。
11.历史的、局部的、例外的情况,的确存在。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们的时代支持女性主义的论争,尽管他们依然也是盛行的社会性别秩序的受益者。当然,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洞见来进行批判的父权制分析的构连;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2)对女性主义思想发展有至关重要的贡献。这一引证源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辩证的想象》(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342)。(译者注:《辩证的想象》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所著,译成中文时改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詹森的这个注释有误)
12.这一主张要求某些限定条件。可以肯定,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论著认同了其他传播探索形式的社会性别盲点。而且,女性主义抗争暴露了那种社会性别盲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拓宽了文化研究所涵盖的探索范围。然而,回归古老的父权制模式的倾向仍在持续中,尽管女性主义的斗争所反对的正是父权制模式。美国现行的文化研究缺少理论的连贯性和原创的政治使命:其折中主义使它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方便场所和标志,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并不适合现存社会人文学科中业已形成的分支领域。这种研究对女性主义与酷儿研究的开放性,至少部分是这种折中主义的人为产物。
13.在人文学科中这一问题的讨论,而且,尤其是在英文里,导致人文学科中的文化研究的兴旺,以及对其理论基础的探究,见安东尼·伊思托普(Anthony Easthope)所著《文化研究的文献》(Literary into Cultural Studies,New York: Routledge,1991)。一种对文化研究转型的严厉批判,已经在美国的人文学科中被正视,参见莉塔·法斯基(Rita Felski)的文章《那些蔑视文化研究的人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Those Who Disdain Cultural Studies Do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3 July,1999: 6,B)。就一种与英国文化研究有相同传统的文化研究的批判,见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的《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传播与信息经济学》(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London: Sage,1990);以及尼古拉斯·加汉姆的《媒介与现代性》(The Media and Modernit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就英国左派,包括E·P·汤普森(E.P.Thompson)、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内的导致伯明翰学派论著中文化盛行的论争的细致阐述,参见席勒(Schiller)的《政治经济史观下的传播研究历史》(Theoring Communic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4.要罗列出多年来,所有我阅读的、讨论的和争辩的对我在女性主义的思考方面直接产生影响的学者的名字,几乎不可能。因为我在此的目的,仅仅是表明一种始终关注压迫的制度影响与文化表达(包括男人与妇女的压迫)的女性主义思想模式的相似性,我在此只评判了少量的影响,比如,多萝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艾娃·菲格斯(Eva Figas)、安·奥克利(Ann Oakley)、早期的杰曼·葛瑞尔(Germaine Greer)、戴尔·斯宾德(Dale Spender)、罗伯特·康奈尔(Robert Connell)、辛西亚·科伯恩(Cynthia Cockburn)、莫林·麦克尼尔(Maureen McNeil)、玛丽·奥伯莱恩(Mary O'Brien)。当然,美国女性主义也对我的思考具有巨大的切实的塑造力,而且很多影响来源于非学院派的思想家。这些影响的某些部分已经在本书的最后尾注中罗列。
15.例如,对朱蒂·瓦杰克曼(Judy Wajcman)的开场评论,见《女性主义面对技术》(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 2)。然而,我基本认同瓦杰克曼在技术发展的“社会”构成上的侧重。
16.就近期的三本有关于女性主义批判的批判理论反思的大作: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以及席勒的《政治经济史观下的传播研究历史》。当我们在整体上聚焦于政治经济,而不是传播领域,莫斯可在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中推行了一种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综合的研究方式。
17.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乔治·齐美尔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Glencoe,I11.: The Free Press,1964),“社会何以可能?”(Howis society possible)这个问题是隐含在齐美尔(1858－1918)所有论著中的基础性问题。其他的批判社会学家们通过把传播和社会描述成相互构成的关系,更有成效地表达了他们同结构主义之间的休战协定。这种立场与我一致。然而,我所附加的冗词和限定是必要的,因为这本书中大部分的研究检测了隐喻在那些建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结果是,我的隐喻要求更多的质疑。
18.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莫斯可(Mosco)紧接着康奈尔(Connell),通过把社会描述成为相互建构,卓有成效地表达了他这个批判的现实主义者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休战。
19.至少在美国,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的运动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桥梁角色。格尔茨长期作为一名雄辩的人类学实证主义研究的评论家,其作品作为文学作品读起来与人类学批判相当的不同。人类学家知道,结构功能主义者对社会结构概念加以具体化的诱惑,长期在社会科学内部遭受功能主义者的批判,例如,阿尔弗雷德·R·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Radcliffe-Brown),参见其《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随笔和演讲》(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Essays and Addresses,Glencoe,I11.: The Free Press,1965)。他们知道这些自反运动已经脱离天真的现实主义。他们同样也知道,批判的、冲突的,或者新马克思传统通过把它与支配和抵制的抗争紧紧联系起来,长久以来一直使用这个术语。总而言之,他们认识到“社会结构”这个术语,即一种隐喻或者启发模式,与出现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马克思限定并在后来批判过)的分析类型中的机械决定论相比,拥有更为丰富、更加细微差别的历史和一套批判的联盟。而且,他们还知道,简化论的梦想在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内的确繁荣,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这个词在语言学上是一个相当专门的术语。它没有能够满足文学系学生们的简化论的梦想,并不意味着这个术语的其他用法都是不合法的,或者说社会科学自身对于文化和传播毫无价值。尽管格尔茨没有提出抗议,但其观点却经常被误用,特别是被英国教授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用来驳斥类似格尔茨的人类学和事实上的所有结构社会学。
20.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会的构成:结构理论大纲》(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21.君特·格拉斯(Güter Grass)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来自下层的文学》(“A Literature from Below,”The Nation,July 3,2000: 25－28);皮埃尔·布尔迪厄,《理性乌托邦和经济宿命论》(“A Reasoned Utopia and Economic Fatalism,”New Left Review 227,1988: 125－130)。
22.“某种思想的疯子”(Lunatics of one idea)这个短语出自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查尔斯·西米克(Charles Simic)在有力地反对乌托邦思想“避难所”(Letters of Transti: Reflections on Exile,Identity,Language,and Loss,ed.Andre Aciman,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9: 134)时引用了它。西米克声称,“愚昧、偏狭和狂热都是这个世纪所有乌托邦事业的副产品。历史和人类进步中确实可靠的理论导致了压迫的最排斥形式。使整个社会接受一种特别的世界观,这种听起来高贵的企图,或早或晚,都将导致无辜者被屠杀”(第133页)。在我看来,西米克将狂热等同于那些关于历史和进步的可靠理论的主张。然而,他把所有确实可靠的主张和某种观念的简化病的乌托邦思想对等起来,是夸张和反历史的。尽管他赞美西方民主(在这里指美国)价值化的个人权力,西米克忽视了民主运动的历史:扩大人权特权运动、公民权运动、妇女运动,曼德拉反对种族隔离胜利等等。即使像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开通安慰和劝说那些精神受伤者的紧急热线,或者学校午餐计划这些温和的社会改革的开端,都需要一个更好、更公正的社会。
23.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情境化的知识:女性主义和不公正观点的特权中的科学问题》(“Situated Knowledg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载《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y,14,1988年第3卷,第579页)。我不仅赞同民族的或者跨国的新自由结构和主动性的宏观分析,而且也认可曝光他们所榨取的人类财富,如血汗工厂和有毒环境。然而,如果考虑到主要的大众媒介至今为止描绘行动主义的方式,强调暴力和无政府状态,把他们限定为激进的边缘群体和天真追慕的青年,那么我对于行动主义能够在任何时候很快掀起一场公众支持的运动并不乐观。然而,另外一些运动,因为对他们的直接环境和他们各自追求“适当的物质丰富、适度理解苦难,以及有限的快乐”产生了影响,导致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反全球化的公开行动则让我感受到更多希望。例如,绝大多数的人不愿意饮用含有砷的水,不愿意食用携带杀虫剂的产品,含有生长激素残余的肉经化学转基因或者辐射过的肉类食品。就以企业和政府首脑在峰会上的微弱抗议而言,并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切实途径,种种生计问题把全球主义带到普通民众家庭的餐桌上。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世贸协定(W TO)、Windows的图元文件(WM F)、关贸总协定(GATT)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都是含糊的抽象概念,大的媒体靠着这些抽象概念,所以兴旺发达。相反地,生计问题正在动员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进入到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责任行动中,这些社会责任运动至少部分是“抵抗”把所有的价值简化为市场价值的行动。而且,这些抵抗越过了意识形态的界限。这里引用一些例子:在其长期影响未能得到评估之前的反对食物辐射的欧洲怀疑论和行动主义(当然,这也是一种反美国主义);在美国支持回收再利用的行动,即使它还并非有效的时候也得到了广泛支持;在意大利,旨在保护手工食物生产和实践,反对被迫接受有利于美国综合农业企业生产标准的生活方式的慢餐运动;使用有机的方法发展家庭园艺的持续流行,加强引进家传植物、家庭罐头制作和其他食品的保存技术。例如,《有机园艺业》(Organic Gardening)就是具有六十万发行量的世界上最大的园艺杂志。虽然,这些努力的明显度达到高消费阶层、中上阶层和中产阶级生产方式边缘,他们利用的“回归自然”的方法根植于农民“种得少、种得精”的经验。批判学术的挑战在于联结微观和宏观运动中的点,见亚历山大·史蒂尔(Alexander Stille),“慢餐:全球化的意大利回答”(“Slow Food: An Italian Answer to Globalization,”The Nation,August,20/27,2001: 11－16);和艾琳·克拉夫特(Irene Kraft),“罗代尔公司也时尚地打出了‘有机健康’的招牌”(Allentown(Pa.) Morning call,20 August,2001,1.D,4.D)。
24.尼古拉斯·约翰逊(Nicholas Johnson),《自由、乐趣与基本原则:定义民主社会中的数字程序》(“Freedom,Fun,and Fundamentals: Defining Digital Progres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收入《无形的危机:媒介手段对于美国和世界的集中控制》(in Invisible Crises: What Conglomerate Control of Media Means and the World,ed.Boumlder: Westview Press,1966: 82－90)一书,乔治·葛本纳(George Gerbner)、哈米德·莫拉那(Hamid Mowlana)和赫伯特·I·席勒(Herbert I.Schiller)编。作为前联邦传播委员会的前任委员,约翰逊指出,直到最近,对于媒介内容和内容分类渠道的联合控制才被传播委员会的规章所阻止。
25.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未来》(“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Media,Culture,and Society,22,January,2000: 115)。麦克切斯尼提供了近来传播学研究内部隐患的出色分析,并提出了实现传播学研究复兴的引人注目的呼吁。不幸的是,我是在写了本书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的,然而,我的论点同麦克切斯尼相呼应,麦克切斯尼也为媒介改革运动中的乌托邦思想起草了一个精彩的提纲,这个提纲一部分是建立在布尔迪厄“理性的乌托邦”这个观念上。参见布尔迪厄的《理性的乌托邦和经济宿命论》。
26.在西方文化的浩瀚历史中,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也表达了恢复乌托邦思想的论争,他指出乌托邦思想为社会思想与民主抗争作出了贡献。他的论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年,1500年至今》(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1500 to the Present,New York: HarperCollins,2000)。在最近的书中,乔伊·R·费根(Joe R.Feagin)和赫南·维拉(Hernan Vera)在《解放社会学》(Liberation Sociology,Boulder: Westview Press,2001)中也提醒我们,直到20世纪中叶,当社会学被“帕森斯化”(即被客观主义阐释和美国哈佛大学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立场所塑造)时,致力于代表被压迫者的社会改革和行动主义一直是该领域的典型特点。就像之前的女性主义、多种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的概念一样,知识分子像有义务“面对强权说出真理”的牛氓那样,最近遭到美国右派势力的猛烈攻击。这是令人奇怪的不一致举动,因为早在1960年代右派势力就一直在利用同样的那个特权,来挑战美国政治、学术、媒介和大众文化中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见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7.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科学为业》(From Max Weber,ed.H·H·Gerthand C·Wright·Mill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147)。也可参见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New York: Random House,1996)。萨义德承认他借鉴了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权力、政治和人民》(Power,Politics,and People,New York: Ballantine,1963)中所讨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当然,米尔斯的思想深受韦伯的影响。
28.艾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7,原作1933)。
29.参见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New York: Pantheon,1978);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 Random House,1977);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向往:种族、社会性别和文化政治》(Yearning: Race,Gender,and Cultural Politics,Boston: South End Press,1990);以及约翰·加布里埃尔(John Gabriel),《掩饰:种族化的政治和媒介》(Whitewash: Racialized Politics and the Media,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
30.参见古尔德纳,《意识形态和技术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164),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戈尔丁(Peter Golding)的《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收入詹姆斯·库瑞(James Curran)和迈克尔·格尔维奇(Michael Gurevitch)主编的《大众媒介和社会》(“Culture,Communication,and Political Economy,”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ed.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London: Edward Arnold,1991: 26)。
31.本·巴格迪肯(Ben Bagdikian),采访,《编辑部的恐惧和偏爱》(Fear and Favor in the Newsroom,videocassette,Seattle,Wash.: Northwest Passages Productions,1997)。
【注释】
[1]reflexivity,这是本书的关键词,在社会学界,通常翻译为“自反性”或是“反思性”,前者如黄瑞琪在他的《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著作中,就专门论述了该词的意义:“自反性在英文或法文中的反身动词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即动词的施事和受事相同。简言之,自反性是以自己为自己的思考及行动的对象。”黄教授认为“reflecivity”与“reflexivity”大略同义,以往有译为“反思性”、“反省性”、“反身性”等等,他主张译为“自反性”,因其义最为概括,可以包括前述诸种意义。他定义“自反性是人类行动的基本特征,其主要意味‘行动的自我反省或检视’( 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和传统上我们所说的对行动的反省或反思很近,这种自反性可区分为道德的意义和认识论的意义。”(黄瑞琪,2005: 64)笔者认同黄教授的译法,本书采用了“自反性”的中文译名。(译者注)
[2]“Myth”一词在大陆约定俗成的中文对译是“神话”,港、台学者一般翻译成“迷思”,迷思的形成也就是意识形态型塑的完成,笔者以为后者更具意识形态塑造的动态特征,“神话”太名词化,所以在本书中,一律使用“迷思”。(译者注)
[3]both/and,此概念是女性主义者免于陷入自古希腊以来塑造西方文化特征的二元思维范畴,如主观/客观、感性/理性、好/坏、正确/错误等等的努力。二元思维是一种消除含糊性与否定生命与思想的丰富复杂性的简化思维形式,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知识主张的傲慢性和非此即彼的绝对性。“都是/和”的思维试图通过恢复中庸,发扬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含糊性和悖论,从而反对思维的二元模式。(译者注)
[4]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人物之一,其名字的意义是“先见”,他为人间盗来火种,却被宙斯绑缚在高加索山上,受尽折磨。在批判的科学哲学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超验迷思是指实证科学的主张犹如上帝那样全知全能,其要求具有揭示自然的神秘性的超人力量。(译者注)
[5]例如作者在书中讨论的家庭被“女性化”;战争与体育语言被“男性化”。(译者注)
[6]“articulation”,原为“发音”和“连接”、“关节”之意,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辞意的连接,本书翻译成“意义的构连”或是“构连”,源自霍尔的原创性解释。(译者注)
[7]齐美尔的这个命题是从康德那里借用来的,康德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自然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或者说,人类关于自然(外部世界)的知识如何可能?同经验主义不同,康德认为我们永远不能认识事物自身,只能借助于某些意识或思想的先验范畴去认识它的表现。模仿康德的问话方式,齐美尔提出“社会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也是指我们关于社会的知识如何可能?并将此作为自己论述的出发点。不过,天才的齐美尔并不是康德的简单翻版,因为他意识到社会与自然的全然不同之处:那就是社会学家和一般大众在经验社会时,既是观察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具体说来,人们在了解自然之时,需要通过人脑将零碎的、毫无联系的世界的各个部分进行综合;但社会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作为观察者的人来说则是固有的。因为正是康德使得齐美尔意识到,要对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内容进行有益的探讨,只有借助那些相对不变的社会范畴或形式才行。换言之,我们关于社会的知识才有可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