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的尸体

我支持一种认识论的立场,即把知识构想成具体化的人类独特而卓越的成就,而不是上帝的杰作。这种观点拒绝了真理的一致理论,即那些为上帝或者自然代言的科学家、诗人或学者以持有特权的中介者身份出现。也就是说,主张灵肉合一,进而与西方的二元论抗争。简言之,它试图束缚普罗米修斯的翅膀。然而,同时我也支持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最近有关在政治和人类事务中恢复乌托邦冲动的呼吁²⁰。这是一种大胆的动议,足以引起任何一个严肃读者的批判触觉。

这里需要做一下解释。在我们的时代,乌托邦论已经被等同于极权主义:具有普罗米修斯想象的天马行空,把一个思想家、政党或者领导人的意志强加到所有人的身上。20世纪的纳粹的恐怖行动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这些恐怖中的受害人以具有说服力的热情和清晰头脑与“某种思想的疯子”(lunatics of one idea)进行争辩,提醒我们在20世纪中,“‘刽子手们’最好的朋友是作家和知识分子”²¹。

然而,人类解放的伟大成就,封建制度的衰落,民主的诞生,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奴隶制度的正式(尽管并不总是真实)废除,作为国家手段常规工具的酷刑的相对减少,妇女解放,确保公民权力的法律和契约的出现,都是那些敢于想象美好并致力于实现它的、有原则的人们长期未完成的抗争成果。

接受“现在的”一切,就完全等同于放弃民主的梦想和背叛被压迫者。然而,根据定义,民主的梦想即为多重梦想,它只能通过与其目标相一致的手段来实现。当然,我也没有可靠的保证,让持一种思想的疯子们的煽动行为不会劫持这些梦想。但是,根据我的和那些比我要聪明很多的思想家的判断,民主梦想和其支持下的政治实践,将为易焦虑的我们提供最好的防御,以抵御极权化制度的诱惑和专制。

在此,“都是/和”强调了其基本的要义。通过放弃普罗米修斯式的关于确定性的错觉,为了更有根据的、去中心化的、基于社区的政治合法性形式的要求,以及在这一点上,我一直首肯的谦逊的认识论主张,我们创造了强制命令。在后面的一些章节中我不断重复着这一段的内容,因为在我看来,它无论被重复多少遍都不过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描述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认识论上和政治上的挑战:

“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所有知识与认知的基本历史条件,同时给意义生成的“符号技术”提供批判的实践,进而明了一味拘泥于“真实”世界的忠实描述是荒谬的。这个视野大家可以局部认同,而且能够促进那些追求有限自由、充足物质富裕、适度理解苦难,以及有限快乐的种种规划²²。

在我们的时代,再现政治“真实”世界的主要符号技术——现在日常惯例中单一的术语“媒介”所普遍指涉的——被少数跨国公司所拥有和控制。因此,在21世纪中,单一商品化了的公司,不仅控制了内容,而且还控制了我们符号技术的通道:我们的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话、卫星、网络等等²³,在这种威胁面前,我们得以了解的途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危险的境地。总而言之,作为民主的手段和目的,政治观点的多样性,现在正从主要媒介中消失了,而这些媒介正是大多数人们依赖的大部分新闻和政治信息的来源。

这就是为什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争辩说,在提高媒介和民主关系的公共意识方面,传播学者必须扮演关键角色。他声称,“只有传播学学者”,“有资源和制度基础,用诚实独立的学术和指导,怀着一种担当不断前进,而这种使命,对于民主价值是至关重要的”。麦克切斯尼警告说,如果传播学领域不承担起这个责任,那么过去五十年的教训告诉我们“将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担当这一责任”²⁴。除非我们这些传播学者们系统地建立现存新自由控制下(即,私人化、集中化、全球化)的媒体所缺失的内容,并且有想象出更美好的取代者,去探讨乌托邦的可能性,否则,未实现的民主的梦想将会无限期地被推迟。通过对现实的社会条件的细致分析所产生的乌托邦图景不是“无立锥之地”(no place),也不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而是一个更美好的所在,一个从我们当前出发可以到达的美好地方。他们是“理性的乌托邦”(reasoned utopias)²⁵。这种空想主义不仅与社会理论古典传统的假设相一致,它更是这种假设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