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逻辑警察:结构性的隐喻

与贝克尔的主张相共鸣,即人类在社会世界之上建构意义的天幕,然后,再在意义的天幕下栖居,承认该主张的反响,也就是欣然接受一种社会结构主义的形式。这是对人类活动中的文字、思想和理性致意。然而,我坚持认为人类活动的经营,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结构和物质条件的牵制——这是给现实主义投的一票。纯粹主义者认为“都是/和”的动议是站不住脚的。

我对此异议的回应是复杂,又(哎,可怜的读者)有些混乱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如何可能?”^[7],这是很久以前由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现在它仍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¹⁷。我把隐喻看作社会学分析中长期以来令人遗憾的缺失,而隐喻正是连接个人意识与社会,并燃起它们之间的终生斗争的强大动力。就我而言,意识到隐喻的力量使我获得一种社会现实的视野。这种社会现实的视野不仅包括学术的传播导向,而且也重构结构分析的平台。下面,我们看看隐喻如何发挥作用。

固执(Hard-nosed)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都同意一点:社会结构是一个隐喻。因此,两个阵营中的纯粹主义者都认为,如果他们丢弃这个观念,并无损失;不过,这一共同的结论为相互抵触的理论基础所支持。对现实主义者而言,隐喻缺乏实质内容;比如,你无法看见、触摸、品尝或是嗅闻社会结构。然而,对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理想主义者青睐更加优雅的、流动的、过程导向式的隐喻,捕捉并强化人类互动的匆匆步履,以及强调意义制造的脆弱和传播的奇妙——例如,交谈的、文本的隐喻及其前身,编织联翩的想象;甚至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隐喻,如投降与俘获、共享和终结。一种“都是/和”的折中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大阵营的抱怨:社会结构是一个隐喻,是在社会分析中被具体化了的抽象;此外,它是一个生硬的隐喻,暗示着人类所能承受的脆弱与虚构要少于可靠和恒久。然而,我的“都是/和”的折中紧紧抓住这一有缺陷的思想,并且肯定了其持续的效用。那也就是说,这一折中把社会结构当作了对社会理论的一种启发性的和衍生性的隐喻。

各种启发式的隐喻聚焦于洞察力与注意力。那些洞察力与注意力使某些“事情”比其他事情更容易被看见、被思考和被言说。社会结构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将注意力集中于权力、等级、社会不平等、社会关系、支配和从属的过程、社会分层、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配置所导致的制度性效果等等¹⁸。作为批判分析的支撑或者工具,它帮助我们理解权力关系的物质和思想的进程。然而,结构是一种抽象,这种抽象掩饰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具体理解他们在现实世界万千途径之间的细微差别。借用灰泥、砖块和钢筋等物质世界语言,隐喻暗示着比现存的社会世界更多的可靠性和恒久性;因此,才有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适用的修正——“结构化”(structuration),强调过程和适应变化¹⁹。社会结构的分析几乎不谈论艺术、音乐、诗歌和文学。对于文本生产分析或是阐释其文化意义而言,它并非是有用的启示。社会结构的分析很少告诉我们人类的梦想、渴望、天性、躯体或者个性。它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抽象——必要但不充分。当历史证明的血肉的延展性形式,给予它暂时位置和明显意义时,它才具备分析的权力。总之,它是一种粗糙生硬的隐喻,但是却能够帮助批判的理论家们与受压迫者站在同一战壕中。

结构概念屈从于逻辑警察,使宏大画面的批判分析处于失语状态。它禁止宏大叙述的运用。而且,全球化和反恐战争的宏大叙述和具有联想意义的隐喻在全世界相继展开,并与西方世界利益连为一体,宏大叙述的被禁止正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

因此,在我的论著中,我使用结构这个术语来指一套在世界上被用来构成、组织和调整行为的制度性的规则、实践、进程和制度化的中介意义的动态系统。我所说的世界,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外,在那里,即使那些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也必须削尖他们的铅笔、酿造咖啡、兑换支票和埋葬他们的尸体。

只要权力实体,例如民族—国家、公司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国际性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继续培育具有意义深远的社会和环境结果的宏大叙述、政策和实践,那么在方法上和政治上大规模(宏观)的结构分析,就有必要进行下去。总之,对于可以预见的未来,批判的理论责任形式还不能够抛弃这种宏观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