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问题与认识论的困惑

这本书是我对两个存在于批判的传播政治学中的、极为重要的问题长期思考的暂时结果:你知道什么?以及你怎样知道它?听起来极为简单,但充满了存在主义的和认识论上的含义,这些研究更像是当代学术中“向传播转型”大趋势背后种种问题的速记表达。这些研究的思路特点,反映了时下后现代的,或是如某些人所议论和期望的,“后—后现代”(post-postmodern)的思想氛围。

由此看来,我的这些研究也充满了问题。本论著的意图是培养自反性^[1]。在写得最出色的地方,也是为了宏扬谦逊,而不是探求出确定的答案。当你被问到你到底知道什么的时候,其首要的问题是促使你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还有能够被认识的太少了。它凸显了你自己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另外,如果你是一个学者的话,还有现存知识的局限性,甚至是人类智识本身的局限性。

通过强调对认知方法的关注,这第二步则是激发思考所有认知形式的中介性质(译者序言对此有专门解释)的特征。它强调了知识的极端偶然性——知识对社会和传播的依赖。这一探究激励你思考各种中介的限制、过滤、阻碍,或是扭曲获得知识的路径。这一探究还会涉及新闻检查(censorship)和隐蔽操纵(hidden manipulation)这两个幽灵。它使人浮现出这样一幅漫画——一个叼着雪茄烟、权力在握、大腹便便的男人在密室中阴谋误导你我。同时,它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坚定地提出了质疑,即质疑我们对资源、传播技术、政治和经济干预的依赖,甚至质疑我们自己的感官所提供的数据的可靠性。它提出了一系列相关问题。谁为我们提供信息?是怎样的制度性的安排和分配网络确定了这种供给的纲领?我们能相信我们的消息来源吗?是什么让信息来源可信?如果可信赖的消息来源相互矛盾,我们如何是好?语言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调解知识的角色?我们有限的知识(和社会处境)是否约束了我们的世界?什么是第一手知识?我们能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吗?是否在洞察力里已经就隐含了观念?如果知识具有偶然性,那么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理性?社会如何成为可能?社会是政治的呢?还是伦理的呢?

我的问题也是我的困惑。这些问题既规范了当今的学术并赋予其活力,同时又深深困扰着它。每一代人都倾向于认为自身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都觉得敏感性和忧虑似乎是与前人不同的。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前人探究过了。的确,从很多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明显是现当代的问题。所谓后现代,只不过是我们对于那些问题的回应方式: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论上的含义高度敏感,而对提供确定的答案的可能性却持不可知论。在《意义的产生与消亡》(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一书中,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雄辩地引起了人们对问题的新体察,他写道:

人类的渴望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人类便一无所知……人类的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而且,人类为此付出代价。人类一直为其易碎的虚构辩护,否认其虚假性……关于人的虚构性的最为惊人的事情,不是他们从史前时代就开始像一张脆薄的天幕一样高悬在社会生活之上,而是我们居然发现了这一切。人是最易忧患的动物,他的最大的思想和自省的成就,莫过于他能看透自己,并能发现他的行为世界的虚构性质。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将其称之为最具解放性的思想突破,而这正发生于我们的时代²。

对于这个突破性的学术研究的回应已经汗牛充栋。其范围涵盖了从美学享乐主义的轻浮信奉到为这个被遗弃的世界命运的悲伤痛苦。有人宣告了理论的不可能性。有的人欣然接受激进的结构主义,声称世界是一个文本,并且在字符的海洋上建构他们自己——高度个人化的生活木筏。有的人退回到身份政治的新部族主义中去。有的人把权力与知识等同起来,并将这种等同视作攫取个人、地位和职业的权力机会。有的人把过去,特别是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关于平等的主张,当作意识形态的连篇谎话,并发出宣言,呼吁重建知识,把以前的种种标准推倒重来;即使是激发这一冲动的同一看法,也大肆质疑其可行性。我们当中还有些学者采取一种折中的做法——既与过去决裂,却又忠实于过去。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前辈知识分子所编织的困扰和自相矛盾的学习,来对他们的劳动和成就表示崇敬。就我们的方法而言,贝克尔所描述的突破性是一条准则,在其规定之下,更谦逊的理论、研究、政治和社区建设得以成形:形式是语境的、偶然的、注重过程的、植根于符号的,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调批判的现实主义和自我修正,总是与相对主义的影响力作斗争,谨慎地定论,并且在人类条件以及我们制造知识主张的能力之内,只好接受自相矛盾与不确定性的现状。这条道路充满危险,然而,以我的判断而言,它能把我们带到人类所能接近于理性、正义和真理之地。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接近于我们所愿望的,或是我们曾思考过的理性、正义和真理之地。不过,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对于人类这种易焦虑的动物来说,这已经是离真理近而又近的通途。

图绘我个人的论证,就像我的沉甸甸的注释所表明的,我并非彰显原创性。我想做的,毋宁说是谨慎的批判主张,来说明这些个案研究是与所谓西方意识中重要的“神经分裂症”(schizoid split)³相互关联的。直到最近一段时间,这种分裂及其所支持的双重性一直被学者用来否认他们自己扮演的、并不完美的知识的制造者、调解者的角色。这就是说,这种分裂使得他们/我们好像在充当上帝、自然与真理的化身一样。它曾经是普罗米修斯式(Promethean)的知识神圣无私说的支柱,但在今天这种幻觉已经无法继续了。

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与动摇当代学术的基础很久之前,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曾以后普罗米修斯式(post-Promethean)的时代新式语言描述了人类对待知识的态度。

我们已经从禁果树上摘下了第二个禁果,它使我们对善与恶的认识永远陷入了陷阱。从此以后,我们就必须在我们新的分析能力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中学会认识这些品质。人类第二次被剥夺了清白,而且被从本来无论如何都是傻子的天堂的另一个伊甸园里赶了出来⁴。

迈克尔·波兰尼所指花园与我心目中的花园在思想上差距是巨大且令人惭愧的。他重估了思想的性质。相反,我耕耘的是世俗的土壤——即当代中介形式这块杂草丛生的园地。然而,即使是这样世俗的土壤,也须受到我们新的分析能力的重新审视。我们不仅必须用高深的哲学殿堂般沉重的认识论来走进这些世俗的园地;而且还必须意识到这些杂草丛生的园地,尽管充满琐碎的内容,却依然对我们的知识和如何获得知识有着巨大和深刻的影响。

就传播与社区的论题探讨,我的研究提出的问题比能给出的答案还要多得多。这些批判的探究试图揭示那些分裂社区和阻碍民主梦想的残酷的迷思故事^[2]。既然认识论疑惑的负担已经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我的论著要表明同样的迷思故事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它们同时创造社区,又毁坏社区,吸收并折射变迁。

谨慎提防的信号:都是/和

我常常援用术语“都是/和”^[3]。这一难以对付的术语病的联合词,试图把最突出的问题中的当代思想的分裂症症状强调出来。“都是/和”被女性主义者(feminists)用来标志她们——我们——与笛卡尔式的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的分裂⁵。当我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这个术语时,它标志着一种对追求避免二元论简单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的推崇;当然,我心里很清楚二元论不时会冒出来,因为它已深深扎根于印欧语系的结构和范畴中,甚至可能植根于我们的感官之中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都是/和”的修饰意味更多的是意图,而不是成果。它标志着人们想了解长期存在的认识人类感知、思想与传播中的复杂、模糊和自相矛盾的品质的愿望。

“都是/和”思维方式提出的挑战可以从一个古老的实践理性不言而喻的思考中得到阐释,即许多儿童的经验测试的成语——“你不能同时嚼一片口香糖,又单脚跳。”“都是/和”提高了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同时跳跃和咀嚼,尽管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会不时地摔跤和咬到我们的舌头。这就是说,它要求我们要一面向前走,做修补和再造的工作,或是替换我们学科失败的交谈;一面又要对支撑我们主张的脆弱的断裂张力足够当心。要保持认识论上的谦逊就必须这样做⁷。

对于我来说,“都是/和”不仅仅是为了取悦别人而做的姿态。我用它来表示一个友善的提议——你也可以说是学术语言游戏中的一次握手,——而在学术语言游戏里通常是没有囚徒的。所有的论点,即使是我自己的,都免不了出错,我希望它能成为对这种看法的肯定与理解。

本书自始至终都在探求语言的有限性和隐喻的棘手,然而,我既热爱语言,又热爱隐喻的魔力。我批判大众媒介形式,有时高度批判,但是我也叹服媒介的能量,并继续梦想媒介有所作为。简而言之,“都是/和”也是“是的,不过……”

这些短文的论述焦点是语言和再现实践;于是,从上述定义来说,这些短文缺乏分析的力度。这个论述焦点是支持并完善更加广阔的意义上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但是,在任何意义上,它并不取代和排挤文化生产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反的,它们对这些研究还起到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