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学术写作是一种不自然的行动

小小爱尔兰,培育了诸如斯威夫特(Swift)、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约翰·米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与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等等大文豪,在这个国度里,作家居然被污蔑为“失败的谈话者”。但是我们不必像凯尔特人那样客气地眨眼,也可以借用“失败的谈话者”挖苦很多、甚至是大部分的学者。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失败的交谈正是原创学术思想的源泉。学术恰恰肇始于当前语言和阐释结构的失效;而当前语言和阐释结构的登峰造极的话语形式恰恰最能扼杀最寻常的交谈。

学术试图传播难以言说,甚或难以思考的思想和思想之间的关联。它往往是针对眼——是被阅读的,而不是针对耳——被言说的。学术把普通语言的激扬文采驯服成为刻板的独白,把它们分割成主要观点与次要观点,又以冗长的脚注与文献目录来支援其上述论点。的确,当学术写作通过把思想压缩成数字、公式、图解等深奥的符号时,它也就超越了语言纷扰杂乱的不明确性,从而达到了其最纯粹的形式。

这是一种不自然的行动。没有人以那种方式说话,即使如我们这样的学者。学术写作颠倒了许多交谈成规和标准。学术写作截断语流,断章取义,热衷于争辩与指责,吹毛求疵,好胜斗勇,而且坚持除作者之外,所有其他人的观点皆一无是处,或是至少有某种意义上的缺失。甚至在肯定他人观点的时候也经常带有争论或防卫的色彩。学术写作能把个人主义和反传统主义逼向虚无主义的边缘。不过它也能表白对尊崇同一范式的某一小团体的忠诚感。但自相矛盾的是,学术写作有时可以在同一时刻做出上述两种举动。如果置换到其他的社会场景中,学术研究会被认为是反社会的,甚至可能是病态的推理模式。而且,它的操作假借了高深的思维形式的名义。

在日常的交流往来中,交谈因许多原因失败。比如,我们的思维不够敏捷、知识不够丰富、不太能说会道、声音不够洪亮、说话不够恭敬、不够直率等等,如此种种。我们必须把握时机,否则,就会丧失机会。与此(日常交流)相反,学术话语使时间停止。话语上屡见不鲜的急转弯可以让我们沉思,收回说过的话,以及修补语义学上的错误,但这种话语上的急转弯在日常交谈中是罕见的。不过,在学术写作中,这些却是规则。我们不仅能回到交谈失败的地方,我们还可以数周、数月、甚至数年地在那里徘徊、纠缠。我们能与死者争吵,借作古之人的嘴发声,翻新他们过时的理论,宣称他们是我们智识上的宗师,或者旧瓶装新酒。

事实上,这些日常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但其重要性往往因为它们的熟悉面孔而被忽视。这些日常的交流才是学术的基础,它们是演讲讲义、期终论文、毕业论文、博士论文、理论、等式、模式等的源泉。然而,那些日常话语中遭受困惑和令人困惑的沉默现象,往往迫使学者们在纸上寻求解释,它们犹如一个大门,终将改变我们走向思想的超验性突破,以致改变我们的所思所为,最终使我们适应或是改变世界。

诚然,此类的突破并不常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难以预测。然而,这样的突破才是学术交流的最终目的与理由所在。正是在失败的学术交谈中,才同时孕育了新的探索和形形色色的兴趣、冷漠、无知、错误和启示。枯燥的行文也许会因此呈几何数增长,甚至会在学术圈子弄得乌烟瘴气;但是这种“批判的话语文化”(cultures of critical discourse)亦可以提供一个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那些异类、悖论、鸿沟和托词等,在有力的阐释框架中被质疑、被揭露,从而导致新观点的诞生¹。

举例而言,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DNA结构的解码或是大爆炸理论(the Big Bang theory)这类引人注目的突破,其深远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促成其学术理论创建者本身(scholarly incubators)。他们不但成为了重要新闻,而且成就了许多研究者。上述突破让我们为人类想象力倍感敬畏。又如马克思(Marx)的资本分析、韦伯(Weber)的理性理论、皮尔斯(Pierce)、詹姆斯(James)和杜威实用主义的(Dewey's pragmatic)真理的思想、凯恩斯(Keynes)和弗里德曼(Friedman)的市场概念,这些社会科学研究者与人类学者经过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而取得的胜利成果,也能改变人的思维、政策和社会实践。

然而,大多数学者的影响范围注定较小。不过,即使我们是微不足道的马铃薯种植者,也能促成改变人生的变迁,虽然这些变迁并不为人知,尽管这些变迁比起那些铭刻在头版新闻和教材中的发现更需要时间的积累。而且,在我们过世之时,并不能够完全意识到其价值影响。

公认的天才作品常常会承认建立在自身领域里的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真知灼见基础之上。一些次级的研究阐释能为主要的研究阐释奠定基础。老师传授的会多于他们所知道的。学生们有时说他们所读的某一篇学术文章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就是说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当我们细细琢磨,令人惊异的事实是——短短的二三十页纸,在适当的时机读了的话,可能会改变一切。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说过印刷给文字插上了翅膀。一旦文字有了快速传播的途径,文字便失去了控制其传播途径的能力。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对我作品的解读,大多数或有时是关于他们自己的一种理解,而不是我自己的本意。而且,被理解的结果有时就像被误解的结果一样令人心悸。然而,教授的工作是传道授业。一个教授的出版物正是他或她自身最精心考虑的职业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