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学术著作,艺无止境。总是有很多可以收集的资料,更多用于阅读、思考还有澄清的资料。然而,要想成为论著作者,则必须间断性地将试探性的终结置于他们的著作中。

我这本书尤其对这种带强制性终结的意义情有独钟。我在200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已完成了初稿。接下来的那周,历史发生了难以意料的变化。在纽约(New York),华盛顿(Washington)和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袭击结束了后冷战时期,也直接地或间接地结束了我数个案例研究中的论题。凭借国会两党的支持,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Bush)宣布了一场新的战争,对于恐怖主义(terrorism)来说,既是热战,也是冷战。虽然战争还在孕育阶段,但对于“反恐怖主义战争”(War on terrorism)的美国国内和全球的分支组织来说始终是思索的议题。

然而,正如冷战那样清晰可见,这次新战争将是一场长久的精神和经济之战。也就是说,战争短期内不会结束,也无法预测。为了维持、捍卫新的世界观,新的政治语言学,新的隐喻和新的思维分类,政府和其合作伙伴正在力求建立议程—设置策略(agenda-setting strategies)。白宫已经组建了一个战争传播室(Communications War Room);行政部门已经雇佣了一广告商引导全球市场将美国推销给世界;五角大楼也设立了一个新的策略影响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但迫于国际新闻铺天盖地的批判,它随后便被撤销了,即便是长期以来政府支持下的针对毒品的媒介运动已经改善并恢复成为反恐战争中的一种服务。

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我想有逻辑性地结束我的书是很困难的。我已经写过很多有关政治语言学、衍生的隐喻、历史性的破裂、战争的社会性别和国际新闻报告中的沉默与抹杀方面的书。但如今当美国政府和它的同盟动员起来以长期回应强大的恐怖主义时,这些东西又重新出现了。当然,诱惑正是用以捕捉和报道尽可能多的政治上的戏剧化事件。但事实是这将可能是另外一本书,也许是我的下本书吧。折中的方法只能是我决定不再将2001年的“9·11事件”及其直接后果思考带入此稿的有限修改,而是考虑迫在眉睫的出版时间。正如大多数的折中一样,这次修改并不令人完全满意。我知道我的修改是很肤浅的,因为战时新闻检查造成信息稀少。然而,要知道忽略这些恐怖事件及其后果似乎甚为愚蠢。

就我个人的政治语言学的研究是值得诠释的。“恐怖主义”这个词对于持批判性政治语言学的学生来说已经问题重重。像术语“异端行为”(deviance)那样,是有权势的人决定了它的含义。恐怖主义的含义也已臭名昭著了。政府的发言人从未用这词来形容政府的行为或是他们的代言者或是同盟者的行为。这只是个经常用来形容敌人的邪恶之词。因而,很多评论家更喜欢“政治暴力”这个词。我也认同这种偏爱。但“9·11事件”已让恐怖主义成为新闻中不可避免的词汇并进入了美国的政治词汇中。现在能够做得最出色的批判家就是尝试将这词的批判性分析持续下去并使之尖锐化。

本书有一个很长的孕育期。有些章节在一些参考书、演讲和早期的出版著作中使用过。由于我的健忘,让我向给予本书帮助的所有人表达我的谢意似乎不可能了。然而对于很多长期帮助我的人来说,我确实欠了他们很大的人情。首先是马莎·司福特(Marsha Siefert),她经常在早晨喝咖啡时就通过电子信件穿越太平洋与我交流:她忍容了我在集中精力写作阶段对她的每日写作进度汇报,并总是不厌其烦地回复我鼓励的话语。没有那份支持,这本书可能早已夭折了。卢埃林·Z·格罗斯(Llewellyn Z.Gross)以前是我的论文指导教授,并一直扮演着特别的角色,即我的密友和卓越理性的化身。许多案例研究中体现的思想核心最初是出现在与他的通信中。那些信件在我的学术研究中举重若轻。正如我曾接受了他在一次研讨会上给予的建议,他说:“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写了,那就写那些你不能写的东西”,这些信件常帮我轻而易举地排除了写作中的障碍。相反,学者都为那刹那而愉快的时刻活着,所以当一种新的洞察涌现时会让他们狂喜,与论文指导老师来往的信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严谨的媒介,可让我那些疯狂的想法趋于连贯并检验它们的逻辑性。唐·萨博(Don Sabo)也是我长期以来的合作者和交心的朋友。他协助我进行体育研究方面的新尝试。他也就是我书中的第八章的合作作者。没有他对体育社会学文献的掌握,这一章也将不会存在;没有他的友谊,我的人生也会黯然失色。苏珊·莱格特(Susan Leggett),我从前的学生,现在的同事,在运动、社会性别及科技学方面是专家。她会给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以及我书中呈现的观点带来极具感染力的热情。哪怕很久以前我曾经只是给她人生路上一点启示,但她也能从中受益良多并还多次慷慨地回报于我。最后,我深刻地意识到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从前的恩师,已故的爱华德·鲍威尔(Ed Powell)老师,传授我知识的那份恩情。2001年夏天他的离世,让这本书的创作变得沉重。尽管这些年来我们未曾见面,但我还是感觉他消失了。在他的班上读研究生时,我成为了一名学者。我们曾经有诸多争议和分歧。他唤起我对知识的探索。但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观点,我有时进入不曾预料的新的境地。他的教育学同时教授了我有关辩证法推论的优点和局限性。然而,我深知我个人的教学与学术已不可避免地受他影响了,最终,我们的认同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分歧。

除了这些不可计量的人情外,还有很多历历在目的情谊。我以前的学生安德鲁·施密特(Andrew Schmidt),是我初稿的首位读者,他帮忙解决那些格式化的问题和费解的注释,除此之外还帮忙询问可以引导文章进行修改的大量问题,这样减轻了我很大一部分负担。另外我的穆伦伯格学院(Muhlenberg College)的其他同事如大卫·塔非尔(David Taffler)、苏珊·卡伦伯格(Susan Kahelenberg)、苏珊·罗斯(Susan Ross)、吉姆·施耐德(Jim Schneider)、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和洛拉·图布(Lora Taub)组成了一个特别的饶有兴趣的批判学者团体。在整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珍妮·斯普润(Jayne Spring)和简·弗拉德(Jane Flood)她们也积极参与并给予鼓励。其他人也充分发挥个人才智,成为具体章节的支持者和评论者。乔治·葛本纳(George Gerbner)对早期版本第三章的批判的挑战,帮助我澄清并提炼了自己的论点,他对第九章逐步深入的主题的热情支持促成了本章的完成。这几行文字远不足以传达我对乔治和他的工作所要表示的感念。布伦达·德尔文(Brenda Dervin)的帮忙,布伦达与我之间的友谊和她了不起的对话技巧,这些价值也毋庸置疑地超过了这几页所表达的。多亏了布伦达,我才有机会聆听和参加她倡导的意义生成的方法的国际传播协会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民主的对话模式(democratic dialogic model)作为互动的样板,同时也作为一种研究意义生成方法的那些出类拔萃学者们的精神供他人分享,更坚定了我的假设,那就是对话中仍然存在大量的空头支票,尽管早期的负面信息也已触及这一点。国际传播协会的女权主义学者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在“兴趣小组”形成阶段的那几年,为我书中早期呈现的思想探索的某些方面培养了富有同情的读者,特别是玛丽·艾伦·布朗(Mary Ellen Brown)、尼拉·格雷格(Nina Gregg)和安格哈洛德·瓦尔迪维亚(Angharad Valdivia)。穆伦伯格学院夏季基金和大学老师的休假日也保证了我有一些集中的写作时间,这些写作时间也是完成此书的必要保证。

最后我的家人,保罗(Paul)、蒂莫西(Timothy)、米歇尔(Michael)、凯瑟琳(Cathlin Jansen)、琳达(Linda)、布莱恩(Brian)、爱德华(Edward)和艾米莉·施密特(Emily Schmitt),他们/她们都是我的人生支柱,没有他们/她们,我将不会进行写作。

书的第二章本来是书的导论,以前出版的标题是:“‘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景象’:社会性别、历史和传播”,见《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第9期,第三篇(1993.5: 136－148)。这里以最小的修改量重新写了,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国际传播协会允许再版。其他章节的一些部分已经以很多早期的形式或作为其后出版物中的不同论点的组成部分出版过了。第五章的第一部分是以前出版的论文,此文既是一座桥梁也是一种延伸,“科学是一个男人?新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和知识的重建”,见《理论和科学》(Theory and Science)第19期(1990: 235－246)。另外一些早期的出版物是“没有地基的海滩”引于《看不见的危机》(Invisible Crises),乔治·葛本纳(George Gerbner)、哈米德·莫拉娜(Hamid Mowlana)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编辑(Boulder:Westview,1996: 133－144);“体育与战争的隐喻:霸权的男性气质,海湾战争和新世界格局”,见《体育社会学》(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第10期第2篇(1994.3: 1－17);“再访市场政策”引于《传播年鉴》(Communication Yearbook)第17期第2篇,斯坦利编辑(Thousand Oaks,Calif.: Sage,1994: 481－504);“社会性别与社会信息:一种社会结构的沉默”,见《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第39期第3篇(1989夏: 196－215);“权力与知识:一种新的批判整合倾向”,见《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第33期第3篇(1983夏: 342－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