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文版序

非常荣幸能够与中国读者一起分享我的论著,并且参与有关批判传播理论与研究的跨文化对话。这同样也是一个令我忐忑不安的过程,因为我的新读者将在对话中带来我不曾拥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与享有的文化资源和视角。

当然,在写作这本书时,我没有预见到会有非英语的读者,因此,我强烈地感到我的某些示例与运用的文化狭隘性。这些示例的大多数取材于美国大众媒介及其商业与精英文化:尽管美国流行文化已遍布全球、无所不在,但对非英语的读者而言,当中的某些示例仍有隔阂。

同样地,我对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分析,主要聚焦于那些在美国远比在其他西方国家极端得多的情况。具体地说,在美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相继放松媒介管制,从而为企业合并大开方便之门,并导致媒介所有权集中于相对少数企业集团之手。在放松管制运动的推动下,媒介机构向其所有者回报高利润的商业压力大幅攀升。尽管此种压力存在于所有商业化的媒介组织形态中,但美国应该被看成是一个超前的个案,因为美国电视的公共服务职能已几乎彻底屈从于其最大限度地吸引广告收益的商业目标。甚至连美国的公共电视也难逃这当中的某些压力。简言之,美国最新的经验具有启发意义,但并不典型。事实上许多欧洲国家正在力求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而在美国国内也掀起了一场深刻的媒介改革运动,力图颠覆这些极端的商业压力,振兴大众媒介的公共服务职能。

我欢迎中国读者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史、知识和经验来更加开阔地检验我的论著,从而充实、扩展和修正我的示例和运用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我欢迎他们依照我在本书中所倡导的批判话语的严格标准来超越我的论证。如此一来,这些批判的读者在展读本书的同时将会超越它,而且,他们/她们将会迈向一个比任何一个单个的作者所能给予的、在文化上更宽阔、更包容的境界。

19世纪美国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一个擅长阅读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创新者。”爱默生认为要擅长阅读就需要有主动的、创造性的意义生成,而不是被动接受,这一主张适用于几乎所有文本型的学术志业。然而,当读者跨越历史和文化的鸿沟进行阅读的时候,这种创造性就显现出特别的意义和创新的前景。

恰在此阅读过程中,读者进行着一种对比性的探寻,对作者主张的历史或跨文化的共通性进行检验。这样的对比自然是滋生新发现的肥沃土壤。创造性的读者必须在多样化的传统中寻找出持续性与间断性之所在;建构认知的桥梁跨越它们,而且认识到理解上的分歧只能部分地弥合。如果意义的微妙差异时而模糊不清或不知所终,创造性的读者同样会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带进新的视野、经验、重点、兴趣和创意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译本的读者比作者本人了解得更多,因为他/她克服了原创文本的文化短视,而且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和相关性。创造性的读者会充实原作,并超出原作者的掌控,与新的语境、论争和运用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与读者沉浸于一种充分的合作体验之中。

再没有读者比译者更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一合作过程所带来的挑战了。译者必须是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的读者,对她们所翻译的文本几乎和作者本人一样了如指掌。而且,除了要精通自己的语言之外,她们还必须对主题思想有自己独到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她们是翻译文本的合作者,因为她们了解这些新的文本,在这一点上原作者却无能为力。我认为曹晋等译者是本书中文版极其敬业的合作者;我深深感谢她们在促成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精心劳动。

这样的一本书给创造性读者和译者都提出了特别的挑战,因为其探究了意义生成的本质。本书关注的是自1980年代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瞩目的所谓的知识中的“传播转向”。也就是说,它探讨了阐释性理解的难题本身:即伴随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早期的真理共识理论的衰落之后,接踵而来的语言、意义和知识的危机。更具体地说,本书欣然接受新近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在传播过程与知识建构中,隐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角色。本书将这一女性主义的洞察与社会语言学和认识论的观点糅合起来,后者认为印欧语言原本就镶嵌于生成的隐喻中1。因此,在这里许多个案的研究,至少有一部分,是依赖于对隐喻的分析的。

当然,各种隐喻都抵制科学分析的传统形态,甚至于现代西方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在17世纪也意识到这一点。隐喻是语言变迁的动因;其意义是流动的、多元的、变化的。隐喻的这种变动不居的特性不仅保持了语言的活力,并且便利了新鲜的思想形态的产生;这一特性还容许隐喻将历史、迷思与意识形态悄悄地带入到传播过程中。因此,隐喻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的感知能力、思想体系,自然也就影响着权力关系。反过来,这种隐蔽的影响——我认为既是隐喻的神奇之处,又是其祸根之所在——使得建构在隐喻流沙之上的知识体系超出了日常形态的语言分析和批判性反思的轻易掌握。在本书中,能够演绎这一隐蔽过程的最成熟的案例涉及科学的社会性别化。然而,隐喻是我们用以过滤对社会现实的所有理解的透镜,影响到我们“如何思考”领导、经济、宗教、教育、爱情、婚姻、家庭、新闻、体育、娱乐以及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当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对这些过程最初的洞见实际上来自中国的思想。有一句谚语是借用了儒家哲学理念后意译成英语的,即所谓“社会改革的第一步是更名”(直译自《论语·子路》中“名不正,则言不顺”,译者注)。与当时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意义理论背道而驰的是,这一谚语否定了语词不仅仅只是任意的符号或抽象的象征、强调。语词中包含着历史,词语保存着和权力关系的积淀;而且它们在抵制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保守的角色,或是相反,它们能够成为促成变迁的推动力。诚然,我认识到语言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物质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是所有持久的社会秩序形态的核心构成要素。

正如我会在第三章中更充分地阐释到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提出了“政治语言学”的概念,来识别那些利用语言和认识论为目的,服务当权者们所采用的某些方法。他将政治语言学称作“权力的盔甲”,描述了命名的权力是最有效的权力运作2。他和儒家一样,认为批判的话语和社会改革只能通过改变名称才可以实现。马尔库塞把这一过程叫做“语言学疗法”。对他而言,语言学疗法包含着对表面化的语言理解的追根究底,并且揭露传统的语言运用如何限制了自由表达。在阐发语言学疗法的概念时,马尔库塞主要聚焦于那些掌权者对委婉语的运用,例如他们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被人们的经验证明是有害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对他们有利。他倡导既要对语言进行批判的分析,以揭示出此类具有欺骗性的委婉语,又要对语言进行重新的调遣,以服务更多的民主利益。

女性主义接下来对这一类批判传播理论的贡献就是,将隐喻认作是政治语言学和认识论的武器库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修辞领域中与女性主义殊途同归的发展进一步验证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因此,在儒家的见解上,女性主义则会进一步强调“社会改革的第一步是去改变隐喻”。

一种媒介批判的路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是)一种语言理论。然而,这种方式的确认为所有的传播都是中介化的;语言和感知(两者日渐被认为是相互依赖的)是最基本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难以捉摸的中介形式。这些媒介形式如何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那些掌权者如何为了他们自己的工具性目的而影响这种制约,假如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受到宣传家、鼓动家、江湖骗子、骗人广告商的任意摆布。不仅如此,我们对那些易于接触和认识的中介形式(比如像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节目这样的物质文化产品)的分析将缺乏一种至关重要的维度。同样地,我们理解媒介机构和媒介技术的社会构思的能力也将会受限。媒介批判的理论寻求理解认知的以及物质的媒介层面如何塑造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媒介批判的理论也寻求、开发和调度媒介在语言、社会互动、机构、社区构建和跨文化传播中的所有层面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潜力。

我期望中国读者,通过他们自己对贯穿本书的两个认识论问题——“你知道些什么?”和“你如何知道这些的?”而做出回答,从而加入到拓展的关于中介本质的全球知识的探寻中来。

苏·卡利·詹森

注释:

1.乔治·莱可夫(George Lakoff)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莱可夫,《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s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 Basic Book,1989);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偶然、反讽与协同性》(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2.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Boston: Beacon Press,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