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曹晋

终于可以把译稿交给编辑了,一种轻松与简淡的情绪释然了长久的负担。就在那片刻的闲暇的间隙,吴叡人在译完本尼迪克特·R·奥戈尔曼·安德森(Benedict R.O'Gorman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之后的深情道白萦绕于耳畔:“我以惊异与敬畏,注视一座繁复深邃的言语之林的现身……我逐渐感觉我无知的步伐与四周的言语之树一同成长,我愈来愈清晰地听见言语之树的思想。当月光终于燃起一盏微亮的灯,我看见我的足迹行过,我的汗水滴落的土地上,长出了一片新生的、谦逊的言语之林。”(吴叡人,1999)这段美妙的看顾原文的体验心曲,也浸润在我的心田,激勉我不断去怀想、追寻、揣摩苏·卡利·詹森(Sue Curry Jansen)的传播理想与人文关怀。

笔者曾经翻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McChesney,2004)的力作《媒体问题: 21世纪美国传播政治》一书,其一针见血地批驳了当前美国媒体系统及建立并维续此系统的决策过程全然受制于企业财团的支配,毋庸置疑,美国新闻与娱乐媒体的表现自然受制于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力量之控制,美国媒体之所以受企业财团之操纵且受到保护,主因是政策制定的堕落。这对西方民主与健康文化的运行,业已构成严峻的挑战,作者身体力行,提倡壮大公共媒体和推进改革媒体的运动来挽救商业化倾向带来的种种危机。麦克切斯尼的分析是从新闻实务的商业化切入问题剖析的,而出版时间早于其论著两年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则从知识与权力生产的认识论着手,以更具思辨性和哲理性的论证,深刻质疑已经形成的知识与权力合法化模式,检讨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与传播产业的诸多弊端。詹森开篇就以一种自反性的学术态度检视学术写作并非传统上认为的“客观现象”,而是一种不自然的行动,这种人为的行动受制于写作者本人的社会处境,其写作成果也铭刻着种族、阶层与社会性别、知识与权力关系相交织的各种结构力量的烙印。所以,作者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在探求语言的有限性和隐喻的棘手,她既热爱语言,又热爱隐喻的魔力;既透彻批判大众媒介的种种问题,但也叹服媒介的能量,继续梦想媒介有所作为,渴望履行知识分子向权力说真话的直谏精神,呼吁对传播、媒介机构和宣传分析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使研究与致力于改革社会行为的政治实践主义结合起来。这一切心迹都展布出作者为实现传播的美丽新世界甘做新自由主义经济时代的学术牛虻,勇于表达一位社会良知的“高尚”的不满。

从宏观的视角而言,毫无疑问,詹森的这本论著是以批判的理论为立足点,但作者没有驻足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冗长论述,而是把传播的角色与功能置于全球化语境的整体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中加以考察,既是对批判研究的传播理论的精心建构,也是对科技专制社会的社会性别与媒介、权力之间关系的细致探索。作者的论证是为一个核心命题服务的,即批判欧美中心主义不过是现代欧美、白人、男性、异性恋中心主义,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科学作为知识的典范,其知识观念彰显了西方欧美中心主义。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毫无疑问,是一种“情境化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经过了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权力规训(quoted from Jansen,2002: 27－29),传播学自然也不能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的制约。但女性主义的崛起,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浪潮的涌现,解构了权威的现代性,瓦解了标准化的西方科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使西方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尤其是其中居支配地位的男性霸权昭然若揭。也就是说詹森的研究修正了传统科学与历史的经验方法中忽略社会性别因素来观察世界的弊端,鉴别出了媒介理论和传播解放理论中的一些盲点,发现了在“美国世纪”这一权力—知识结构与捍卫传播学研究合法性的社会情境中,盲目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气质的一些根源(Jansen,2002: 37)。

的确,女性主义认识论动摇了长期以来被自然化的男性宰制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信仰,并针对特权的捍卫者进行了无情批判。但父权制主观性的等级在信息社会的科技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关注和解决(Friesen,1992;Rakow,1988;Van Zoonen,1992),社会性别等级经受变革的韧性特别强,历经政治与经济改革及革命、学术与技术上的转变都不受影响(Wiesner-Hanks,2001)。相反,日新月异的大众传播、科技与社会权力共谋,持续再现并生产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社会性别化的信息科技”(Gender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于是成为研究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议题(Harding,1986)。《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既回应这一批判思潮,却又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作者凭借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逻辑思辨论证了下面几个相互关联的主题:(1)文字和思想如何形成?以及文字和思想是怎样被物质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型塑?(2)普罗米修斯式的超验主义的迷思如何制约和社会性别化当代思想和社会实践?(3)思想和实践的社会性别化如何与社会不公的其他形式相关联,比如种族、阶级、民族和不断变化而伴随各种不公正的种种因素;(4)各种隐喻怎样孕育迷思性思维,怎样成为意识形态转型的动力,怎样让某种政治语言学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对世界提出令人信服的阐释;(5)启蒙运动、冷战、新世界秩序、全球化及反恐战争那样的衍生性隐喻,如何建构脆薄的天幕罩在我们的社会世界之上,而由此产生的结构又是如何调用社会资源和实践?(6)清晰探索人类自身虚构故事可以获得解放,这如何强化我们的伦理道德和认识论的责任,却不致减低对虚构故事的依赖——我们毕竟需要叙述,才能建构与理解社会世界,才能为人类沟通与行动提供基础?(7)抽象思想如何应用于有形的社会实践中,例如科学、技术、信息、体育、战争、新闻和批判的学术等?(Jansen,2002: 9)

批判的传播理论的境界

美国传播研究于20世纪40年代产生,发展至今,在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其价值取向与技术操作也遭到若干学者的批判,因为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传播研究的经验学派以量化方法为分析利器,其目的在于精确地描述、说明及预测现实的传播现象,而对既有制度与知识和权力深信不疑。但“批判理论则是把社会理论当作一种批判(critique),当作介入干预社会生活的一种力量,旨在改变社会,使其朝某个方向改变,所以理论及理论家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介入社会生活的行动者”(黄瑞琪,2005: 75)。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传统思想路径泾渭分明,两者在理论的意义与功能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而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也大相径庭,可以表示如下:(1)经验理论→方法论的禁制(Methodological Prohibitionism)→科技专家统治。(2)批判理论→意识的启蒙或唤醒→集体行动→迈向合理的社会(黄瑞琪,2005: 82)。本论著不是以两种典范(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对话来审视当代传播的情境,詹森选择批判理论切入传播研究,就是希望透过对事实与现实的批判与否定,来唤醒或转变全球化语境中媒介受众的意识,即希望社会理论家的分析、诊断能为群众所取用,以破除他们的意识偏差,从而唤起群众自发性的行动来改革社会现状,尤其是改变传播秩序,迈向美丽新世界。

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髓,法兰克福学派对大规模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过程和驱动这一过程的商业法则,进行了跨学科的批判性研究,文化工业既有使现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效,又有整合个体进入资本主义系统结构的力量,其中,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技术制造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顺从于在思想与行为方面具有支配地位的大众文化,从而为社会管理与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他在《单向度的人》这本论著中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控制结构——这种社会控制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使人们的需求从属于市场的工具理性的要求。詹森认为马尔库塞对美国语言和文化逐步非人性化的描述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著述中最苍凉的段落相媲美。而法兰克福学派最具历史意义的价值之一就是为美国批判的传播学者开辟了“一条不同的路”,那些逆知识界的潮流而上的严肃思想家们因受这一学派的滋养与熏染,仍然在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垦的文化领域里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研究,如批判传播研究的主要人物汉诺·哈特(Hanno Hardt),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建立在实用主义批判思想和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基础之上的美国传播研究,并没有实现对社会本身的启蒙与发展的基本承诺,而是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体系逐年增长的需求服务。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在美国的传播与媒介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与商业和政治关联的议题,但对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不予重视,相反,令人失望的是,传播研究将自己与社会、经济权力机构结盟,并坚持被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攻击和批判的意识形态立场(Hardt,1992: 77－122)。

沿袭上述视“公正传播是衡量良性社会的一个指标”(Peters,1999: 269)为奋斗准则的前辈学者的精神脉络,詹森认为美国传播研究的定位使传播研究易受历史缺失和文化短视的影响,她主张“传播——甚至是当代传播形式本身,都不能脱离对历史的理解,而孤立地就传播而研究传播”(Jansen,2002: 27－28),她还引用玛丽·曼德尔(Mary Mander)的主张:“传播的核心,无论如何界定,事实就是——传播是被中介的。由于所有传播都是经过中介的,因此,传播的本质必然和历史脉络相关联。”(同上)作者围绕批判的传播政治学中极为重要的两个议题——你知道什么(What do you know)?以及我们怎么知道它(And how do we knowit)?——进行哲理讨论,詹森的观点非常鲜明,她认为人类现有的知识存在局限性,就是人类积累的智识本身也有局限性,所以,学者应保持一种谦逊的认识论态度,明确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谦逊导源于人类知识主张的大多数肯定是不确定的认知,因为她认为我们所能知道的与我们的主张都是有局限性的,现实世界远比一以贯之的西方思想模式错综复杂,在知识的大部分领域不可能有确定性,傲慢就源自对绝对知识的坚信不移。在矛盾交错的社会中,立足于对世界的直接观察,我们不会有基于直接观察的纯粹知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被中介”的,第一个中介层面就是语言,我们通过一种嵌于历史与文化传统语言之内的语言来交流,我们的知识也经过了他人主观意见的过滤。同时,传递给民众的信息也被政府、教育制度、大众媒介那样的体制建构的特定的主观意见、价值观、利益、宣传等因素所中介。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与世界的直接经验之间存在中介,也就是说,语言、文化、历史一体制是塑造并限制我们认知的中介力量。例如,如果一个读者阅读一本论著,其获得的是论著主题的间接经验,那样的间接经验受到论著作者的观点、教育与体验,甚至出版商的市场利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制约,因此,作者的语言、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写作风格,以及出版商的经济利益等等因素都会中介我所阅读的这本论著的信息。所以,作者反复强调知识对社会与传播的依赖,这也为她在后面的章节阐释传播都是经过中介的论题作一个认识论的铺垫,最终说明传播和历史脉络、文化发展紧密关联。

“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同垄断性的跨国技术集团在全球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权力增长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同西方国家政府机构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干预的发展相关联。”(高宣扬,2005: 65)这意味着“以科学为基础的工艺技术是现代文明的一项特征,所以一般人称现代文明为科技文明。因此,‘效率’成为科技以及工业生产的最高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颇有泛滥的趋势,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泛滥造成所谓的‘科技意识’”(黄瑞琪,2005: 85)。阿格认为,“技术资本主义依赖于意识形态科学化的支持,意识形态的科学化不仅压制了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的对话,也鼓励了公民之间的‘社会结构化的沉默’。他认为‘对资本的垄断和对信息及对话机会的垄断是密不可分的’”(转引自Jansen,2002: 54)。不言而喻,科技意识的欺骗性在于其默认甚至加强了科技文明时代、科技主宰个人、科技贵族专制的不合理局面。詹森敏锐捕捉到了科技化与媒介化的当下社会情境,她彻底批判科技信息时代知识—权力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性别政治仍然保持沉默;而且,主流传播学研究实际上没有做到通过试图改变传统的研究设计来包容女性主义认识论,詹森不是要反科技进步,或者减缓科技文明的速度,而是要使社群成为科技发展之主体,尤其是妇女能够参与公正对话,成为科技信息时代的主体。作者继续逆犬儒主义和反乌托邦之潮流而上,批判西方技术史其实是男性的活动史,挑战独裁主义的“阳具技术”,坚信女性主义设计美学可能寻求实现“民主技术”的共生——它会构连整合以人为中心的、尊重差异的、资源丰富的和持久技术的社会设计,这种设计美学可以是帮助那些被压制、排斥的妇女群体克服科技信息时代的数字鸿沟,也“有利于全球范围的有限自由、充足物质富裕、适度理解受难以及有限快乐的种种规划”(Jansen,2002: 93)。

女性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其成长的源泉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左派政治理论,并与学术之外的进步政治运动与社会关怀相关联。这些以批判为价值取向的研究结合犀利的后现代思想,对改进当代社会充满远大的抱负和参与的使命,其研究洞见对启发民众理解并削弱被传播表象所遮蔽的社会权力关系甚有助益。尽管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以及它所支持的理性形式,在这个由全球传播体系和市场结构联结起来的世界中,仍然是认知和存在的有力工具;但本书作者始终坚持以女性主义认识论来探索经验主义传播研究及其缺陷和盲点。读者可以凭借詹森的文章理解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认识论意义。同时,我们也认同詹森的观点——“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能从一个多元文化的博物馆里建立起来。政治仍然是必要的。批判理论的目的是扩展本土、国家以及国际性的参与式民主。因此本土文化也不能幸免于批判研究的细察”(Jansen,2002: 48)。当然,任何“知识体系总是‘地方性的’,呼应并承载着利益和关切的印迹;这种利益和关切,有可能可以、也可能无法为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所分享。幸运的是,这其中足够多的部分通常是能够共享的,并且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和有用信息的交流”(桑德拉·哈丁,2002: 1)。因此,我们可以在上述位置中审视詹森所建构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并构连东方本土的传播制度和社会情境去揭示、修正西方批判的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局限性诠释,学术创新的生命力也因之而生生不息。

绵绵谢意

回顾这套译丛的缘起,笔者不能忘记2003年9月与周宪老师的畅叙,他对我先生和我的谆谆教诲,始终留存在我们的心海深处。也因彼此在南京大学曾经共事的了解与信任,才萌发了联合译介传播学论著的选题创意。时逢笔者入选复旦大学2003年“世纪之星”,将此出版定名为“新世纪出版译丛”,作为“世纪之星”的计划项目之一。之后,笔者利用赴美研究的时段,开始着手本书的翻译。

面对本书作者深邃的思想、缜密的论证与广博的引注,碰到不少棘手的文献问题,所幸美国耶鲁大学斯特灵图书馆(Sterling Library)丰富的藏书与优质的服务,成全了我顺利查阅因翻译所必须细读的各种资料(在一般工作日内,该馆早上8: 30开馆,次日凌晨5: 30闭馆)。斯特灵图书馆——那浸透着几代人体温、记载着历史风云、蕴涵着古典与创新的仿旧建筑——厚重的石墙、精致的浮雕、宽敞的阅览室、孜孜求学的年轻学子和图书馆隔街的耶鲁书店(Yale Bookstore)一起,构成了耶鲁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是纽黑文(New Haven)这座小城的灵魂所在。如果在耶鲁大学Sterling Library找不到所需资料,那么通过电子邮件或是柜台申请,三天左右就可以收到尽职的馆员从其他大学图书馆借调的书刊,如果实在借调不畅,则可立即向馆员反映,他们会在一周内解决问题,以最快速度购买新书并上架,尽力满足读者的任何需要。

译著的翻译工作也是学术情谊的因缘际会,本书的翻译凝聚着晚辈学友与学生的努力,具体分工如下:曹晋完成序言、致辞、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曹晋、白莲、沈国麟联合翻译第四章;曹晋、姚建华、陶晓鹏联合翻译第六章;汪建颖翻译第三章;曾妮翻译第七章;张敏翻译第八章;伍静翻译第九章;高蕊翻译第十章。当时,为尽快完成译著,笔者联络了正在求学的数位晚辈学友,各方力量的积极投入使本书的初译工作在2005年7月得以完成。笔者把各位译者初译的文稿打印出来,对照原文,逐字逐句核对、修订了原译者的错漏之处,并补译了部分章节的注释。由于专业背景所限,笔者尤其对第六章、第四章关于人工智能的专业描述感到陌生,特请从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项目的复旦大学计算机系陶晓朋副教授核实、斧正,他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缘起有了清晰的了解。在第一遍校译结束后,与各位译者沟通,她们仔细检阅修正后的文本,再次回馈意见,我又进行第二遍、第三遍的校正与润色,并听取编辑的建议,部分关键词和观点做了译者注,最后由笔者完成全书的统稿。石琳参与抽查、修正了其中的两章。期间,笔者和作者詹森频繁电子邮件联系,以便确证我的理解与她的本意是否吻合,非常感谢詹森的耐心与细致,以及她具有穿透力的英文阐释和精练的中文版序言。同时,姚建华、张抗抗、伍静、徐婷君、姚瑶在中英文关键词对照表、人名对照表的电脑输入与检测方面也给予了及时的协助。

另外,本书用以描述性别二元结构的术语出现频率甚高,统一翻译如下,Man/男人、woman/妇女、male/男性、female/女性、masculine/男子气、feminine/女子气、masculinity/男性气质、femininity/女性气质。最后,对于本书的人名和书名,凡能从网络或图书馆查到中文译本,笔者一律尊重已经翻译出版并形成共识的译法。“alternative”一词也频繁出现在本书中,这个词的中文原意是“可选择的”、“可替代的”,本书统一翻译为“另类的”,本书作者以“另类媒介”、“另类的美学设计”、“另类知识体系”等等作为女性主义传播的新愿景。在经济、文化与学术的全球化整合语境中,一方面,全球媒介组织的彻底集中化、商业化、私人化与去管制化,对市民参与公共事务、了解公众问题与有效实施民主已经构成了威胁(Herman＆McChesney,1997)。大众媒介机构以争取主流受众和广告商为课业,其媒介产品因全面追逐经济利益而背离民主原则,窄化了公共领域的空间,扭曲了弱势群体的形象再现。另一方面,1990年代兴起了多种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理论(有别于优势阶层合法化其利益假定的自由主义的多元论——Pluralism),其为同性恋团体、妇女以及少数族群等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抗争提供了新的斗争力量。弱势族群与社群凭借自己生产的“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即替代性媒介),争取社会参与的平等地位,并力争差异的权益保障,以及维护其文化认同,从而实践多种文化主义的社会平等理念。可以说,另类媒介也是体制之外,社会行动主义者寻求克服资本主义商业化、等级化压制的传播转型发展的策略与实践。创办另类媒介的主体试图寻找可选择的、可替代主流媒介的产品为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压制、排斥的弱势社群服务,其终极关怀也就是在传播领域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詹森在本书中提及的另类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女性主义传播的新境界开创的一条路径。

本书作者詹森的理论思辨之雄强,令人叹佩,笔者在翻译与校译过程中,也为作者的旁征博引所磨炼,不得不翻阅大量书中引用的文献,才可以解除译文的困惑。较为幸运的是,2005年8月中旬,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和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赵月枝教授应邀到复旦暑期班讲学,我所不能解决的遗留问题,正好向两位教授请教。从在美国和李老师电话叙聊,并读他的论著到当场聆听他讲授美国传播学,李老师广博的学识、儒雅的中文表达、中西贯通的演讲,尤其是他那本文采粲然、集思广益、思想新锐的论著——《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李金铨,2004),使我受益匪浅。更令人景仰的是——李老师身为良师的大家风范,三封罗列疑难问题的电子邮件,耽误他不少时间进行尽善尽美地解答。赵月枝老师不辞辛劳,演讲结束,已经疲惫不堪,但她执意先答疑、再进餐,她的热情与爽朗,至今还记忆犹新。而美国耶鲁大学牟岭老师深厚的英文文学功底,也帮助我解决了第一章中部分段落的拗口文字。笔者诸多的敬意与谢意,一言难尽。

本书翻译之初,仅半岁的女儿留给了双亲照顾,待到统稿结束,她已经牙牙学语,听到她亲昵的呼唤,犹如冬日的阳光洒在心田,家人的支持与她的成长正是我学术之旅的灵泉,走了这一步,再去挑别的责任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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