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转眼之间博士毕业就快两年了，望着手头这部厚厚的书稿，不禁感慨万千。从当初1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到现在26万字的一本书，经过了不断扩充，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多少辛苦的汗水凝聚其中。

两年前，我刚从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博士毕业的时候，导师陈家宽教授嘱咐我，毕业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个新的起点，不要浪费今后两年的博士后时光，静下心来好好把博士学位论文完善扩充，争取形成专著出版。在导师的鼓励和支持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不断修改和完善，这本书终于成型了。成书的过程，既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也是个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吸收消化的过程。相信通过该书的写作，对于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决心写这本书也是源于我的生态经济学情结。关注生态经济学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时我还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环境与资源生物学系读本科，在生态学课上听郑师章老师介绍到生态经济学，并了解到复旦在生态经济学、城市生态学研究上曾在全国很有地位。课后我去图书馆借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看，一下子就着了迷，原来生态学还有这么广阔的天地。除了从书籍和期刊上了解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以外，我还特别留意校内外的相关讲座，曾经站着听了《走向绿色的发展》的作者戴星翼教授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讲座(后来有幸在研究生期间和戴老师相识，并成为他的博士后)，进一步对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加深了理解。到了大四的时候，我有机会直升本校的硕博连读研究生，于是在选专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态学。当时生态学方向参加面试的老师是新成立的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家宽教授，以前就久闻大名，但是这次才是第一次见面。

进入了研究生阶段，陈老师介绍了湿地科学、自然保护区、城市生态、天然药物等几个研究方向给我，让我考虑自己的情况加以选择。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因为在其他专业的同学都是在帮师兄师姐打杂或者是直接被安排到了某个课题。慢慢我才体会到，原来陈老师带研究生有自己的一套，不是让学生跟着项目走，帮他完成课题，而是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掘学生的特长和潜力，致力于学生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领会了导师的意图，于是我就继续关注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很快，“生态足迹”的概念映入眼帘，这个时候国内刚刚开始介绍这个概念，能找到的资料寥寥可数。于是我就上网搜索相关的资料，互联网时代获取资料确实方便，很快就找到了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的生态足迹专刊，牛津大学生态足迹研究小组的网站，伦敦等城市生态足迹研究的网站，WWF的全球生态足迹研究网站……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和对其计算方法和数据的分析，我觉得将生态足迹作为一个用于评价可持续发展的物理量指标很有前途。但是仅仅借用这个概念和计算方法研究国内的数据并没有太多的创新，于是我又关注到另外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环境与贸易问题。那么将这个概念用于分析国际贸易活动的环境影响是否可行呢?通过调研，我发现生态足迹这个概念还是存在不少局限性，直接用作指标比较困难，但是它这种考虑问题的思路非常值得借鉴。于是我就设定了今后博士研究的方向:国际贸易中隐含的生态要素流(资源流、能量流、污染流)。研究专题的选取也是费了一番周折，通过和陈老师的反复讨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计算的可行性，最终决定从物质流、虚拟水、体现能和污染流4个角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中隐含的资源环境成本。

当时定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冒了很大风险，一是周围可以请教的人不多，基本上靠自己独自摸索。二是最终的研究结果和结论能否被学术界认可也是个问题。怀着在悬崖上走钢丝的心情，摸着石头过河，破釜沉舟，最终努力取得了回报:不但博士学位论文在盲审和答辩过程中得到了好评，研究成果也在SCI、EI、SSCI刊物上发表，并且已经被国际刊物论文引用。

选定了一个好的题目就是成功的一半，但中间的道路更为艰辛。尽管被很多同学羡慕不用做实验，不用跑野外，但是很多时候电脑前工作辛苦的程度不亚于实验工作和野外调查。厚厚的年鉴、枯燥的数字、繁多的条目，不仅需要极好的耐心，还需要异常仔细，看错一行可能就会给结果带来很大影响。办公室的电脑前、学校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从一本本厚厚的图书中摘抄出的一行行数字最终变成图表，变成可以解释的数字，从抽象走向直观。在数据的获取中曾经碰到很多困难，如需要生态足迹的国家数据进行参考，但是这种详细的数据只能用美金购买，于是我给数据库的负责人、生态足迹概念的创始人之一Wackernagel发了封e-mail，表明自己是个中国的研究生，需要中国的数据用于科学研究。很快一份详细的excel数据表格从美国免费传来。从这件事中我也得到了启示，进行科学研究时，在跟踪国际前沿的过程中，需要一些无法在国内获得的资料时，不妨和作者直接联系，科学家们很乐意将研究成果与同行们分享。此后，我还从美国Vermont大学的刘爽博士、日本Keio大学的Hayami教授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Lenzen教授处获得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在此也表示感谢。

数据获取是研究的基础，而研究方法则关系到结果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在研究过程中，我一直留心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生态经济学研究机构的报告和工作论文以及相关国际会议的进展情况，比较各种研究方法并结合自己的情况加以改进。如物质流的研究受到一个欧盟研究项目的启示，虚拟水借鉴了荷兰IHE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体现能和污染流的研究中则专门研究了投入产出分析法，解决了间接消耗量计算的问题。

研究的4个专题最终形成了独立的论文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中文论文的写作和投稿遇到的困难较少，但是在英文论文的写作和投稿过程中就不是那么顺利了。在几位老师的帮助下，反复修改英文稿件，使语法上更符合国外期刊的要求，但还是碰到了一些中国式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问题，如一位国外审稿人曾经问道:“中国60年代初的灾害只是个自然灾害吗?”看到这个问题我非常吃惊，我们一直挂在口头上的“三年自然灾害”，原来在国外另有理解。就是这样一些细节使我体会到了国外专家的渊博知识和科学求实的态度。从论文结构的宏观层面到语法拼写的微观层面，他们都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对于论文的完善非常有帮助。投稿中还曾经碰到过由于编辑部换主编而丢失了稿件、多次询问审稿信息石沉大海、编辑发错了审稿意见信等这样的事，耽误了不少时间，但也积累了投稿的一些经验。

在我之后，导师陈家宽教授就不再招生态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了。一个原因是有兴趣又有基础的学生太少，另外就是这个方向对学生的压力太大，毕竟从事跨文理学科研究却要按照纯理科要求毕业有很大难度。通过对我这个学生培养的尝试，他意识到生态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觉得我在这个方向上有一些潜力，就鼓励我将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他推荐我到戴星翼教授那里做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希望在经济学基础上能有所进步。2006年，他承担了国家环保总局项目“物种资源出入境相关制度与政策研究”，是个涉及经济、法律问题的物种资源保护课题，又邀请我参加该课题的研究，希望能关注一下贸易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2006年8—11月，在他的推荐下，我有机会到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实习了4个月，一方面亲自经历了国际公约履约机构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加深了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的认识。从北京回来后，我深刻体会到濒危物种的进出口管理涉及生物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和法律问题，是个跨学科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协调发展的好题目，以后有机会大可以深入研究一番。

以上写了这么多，只是想把我研究生求学的一些经历、心得体会和那些有志于从事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分享;和那些正在冥思苦想研究题目的研究生们分享;和那些正在为博士、硕士论文苦苦奋斗的同学们分享。“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研究生生活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经历，是走向科学研究道路的起点，值得永远记忆，值得永远回味。

当这本浓缩许多心血的文稿在笔端凝成之际，我要衷心感谢在我博士研究生学习生活中众多给我关怀和帮助的人们。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陈家宽教授。在我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阶段和科研起步时期，陈老师从工作到生活、从事业到为人都给予我悉心教诲和热情关怀，在论文选题、课题进行、论文撰写以及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更是给了我无微不至的指导和关心。陈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敏锐求新、精益求精、为人朴实无华、谦逊高尚，导师的言传身教将使我受益终生。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然后要感谢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戴星翼教授，他给了我自由的时间和很多宝贵的建议，使我得以顺利将此稿完成。

感谢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的所有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沈炎和我们的父母，他们对我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没有后顾之忧，能够静下心来读完博士学业并完成此书。

马　涛　

2007年5月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