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研究背景

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Cole，2000)。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从其他地方进口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从而导致自然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而污染负荷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Copeland＆Taylor，1994，1995，2003; UNEP，1998)。发达国家消耗了更多的自然资源，而生态环境问题却往往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也许暗示着，发达国家是从国外输入了生态承载力，从而导致了环境状况的好转(Andersson＆Lindroth，2001)。

对于一个自我封闭的经济体而言，生态环境问题只受到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可是在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年代，国际贸易使得封闭的经济体被打破，生产和消费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领域之内(Daly，1993;Pearce＆Warford，1993; Proops et al，1999)。国际上对某种商品的大量需求，会刺激对其进行不可持续的开发，从而带来严重的资源衰竭和生态环境问题。某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偿还外债，只好依靠出口自己的自然资源，透支自己的生态资本。国际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转移生态承载力和环境负荷的一种途径，使得高消费的发达国家由于缓解了生态压力而减少了从根本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例如，日本通过进口一次性筷子等木制品保护了本国的森林资源;美国通过出口电子废品转移了自己处理污染物的成本;韩国通过从中国进口农产品减少了耕地的压力;等等。另外，环境污染也会通过贸易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国际贸易使得本来存在于各国国内的污染问题在全球间随着污染产业再布局进行重新分配。

国际贸易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最初意义上简单的物物交换，生态资本和环境空间的交换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电子垃圾贸易、污染行业转移、初级产品的跨国采购等，在国际贸易的旗帜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例如，鄂尔多斯羊毛衫出口的是中国的草地资源，这些草原正面临严峻的荒漠化威胁;电解铝出口的是电，这些电是由中国承担生态风险修建的大坝或是对酸雨和全球变暖不能推卸责任的火电站生产出来的;粮食出口的是中国滥施农药化肥的土地和贫瘠的水资源;焦炭出口的是中国的环境承载力，而自己则饱受污水、废气和焦油等污染物之苦。这些都反映了贸易产品的生产具有很大的生态成本或环境成本，而很多都是游离在价格体系外，由出口国自己承担。生态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只用货币形式来评价进出口贸易是片面的(Rees＆Wackernagel，1999)，经济上的贸易顺差也许带来了生态资本上的亏损，评价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地从生态要素角度来考虑。

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加入WTO后，环境保护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已经形成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法律标准严，主要发展高附加值、低污染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往往要靠开发国内的自然资源和低价出口初级产品来谋求自身的经济发展，大多生产附加值低、污染严重的初级产品，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环境破坏的进一步扩大。而且长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能耗的“夕阳产业”、设备、产品和有害废物(Rock，1996)，进行“生态扩张”。入世后，进入我国投资的外商企业越来越多，各类资源的消耗速度大大加快。而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要比发达国家宽松，容易使一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设备、产品乃至有害废物以合法身份进入我国。例如，一些不法外商以经济利益为诱饵进行重污染行业和产品的转嫁，出售陈旧设备，搞工业垃圾出口(夏友富，1997，1999)。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批准或签署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环境公约，这也暗示着随着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将会面临承担保护全球环境之责的更大压力。

中国近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对于提高GDP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埋下了一些危机。大额贸易顺差带来的货币升值压力，威胁到国内的经济安全;大量的反倾销案件甚至是焚烧中国商品事件使“中国威胁论”开始升温;为了出口竞争力而刻意压制人民币升值，损害了国内居民的国际购买力;出口退税使国家和地方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人们逐步意识到全球化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可是还有一些更不易被人们察觉的危机暗藏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那就是国际贸易中的生态要素流失。产品的生产需要土地、水、能源、矿产、木材等生态要素，同时会排放出各种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产品贸易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生态要素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