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点作家作品推荐赏析

在科学文艺这个家族中，最早出现的是科学幻想作品。著名科学幻想文艺作家和批评家别里安·阿尔迪斯认为:英国的玛丽·雪莱（1797—1851，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的《弗兰肯斯坦》是“第一部真正的科学幻想小说”，这也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

二十一世纪初期，科学文艺正式成为文学的一个独立分支。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现代科幻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科学幻想之父”。写有六十六部小说和若干剧本以及一部六卷本《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代表作是著名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女儿》、《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以及《八十天环游世界》、《地球上的五星期》等二十多部长篇科幻历险小说。他的小说文笔清新流畅，情节跌宕生姿，语言生动形象，故事引人入胜，百年来风靡世界。

与凡尔纳同时期的法国科学文艺作家让·亨利·法布尔（1823—1915）也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他一生中大量时间都用在了对昆虫的研究中，他为孩子们所作的《科学的故事》、《化学奇谈》、《家畜的故事》等体现了科学与诗的和谐结合，而他真实地记下了自然环境中昆虫的本能与习性，著成十大卷的《昆虫记》更为他赢得了“昆虫界的荷马”的称号。法布尔将严肃的学术著作写得如优美的散文，在描写昆虫时充满了人文关怀，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还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科学文艺也随之发展。内容样式、风格流派都越来越丰富。

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1992），美籍犹太人。阿西莫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创作科幻小说和科普读物而蜚声文坛。《基地》、《机器人》等系列小说是阿西莫夫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他发明的“机器人三定律”几乎成了之后科幻小说中机器人必须遵循的法则。

在我国，科学文艺是随着其他外国文学样式同时进入的。鲁迅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我国科学文艺的先驱，早在他进行文学创作之前，就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大力提倡科学文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董纯才、顾均正、宋易等人为我国小读者翻译介绍了伊林、法布尔的作品。与此同时，陶行知、高士其、董纯才、丁柱中、白韬等为孩子们创编了成套的“儿童科学丛书”，用浅近有趣的文字介绍近代生物、数学、矿物、物理、化学、农业、天文等方面的科学知识。随后，更多作家投入精力进行科学文艺的创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周建人的《田野上的杂草》、贾祖璋的《生物素描》等。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作家继续进行创作，同时新的作家也开始大量涌现，如于止、郑文光、叶永烈、王晓达等。专门的科学文艺报刊也开始出现，如《科学画报》、《科幻世界》等。九十年代以来，王晋康、刘慈欣、何夕等成为新一代很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

高士其（1905—1988），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青年时代有志于医学，但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时，不幸在实验中感染病毒，造成残疾。学成回国后开始科普创作。有作品集《高士其科学小品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集》。其科学小品和科学诗语言生动活泼，形象鲜明，有很强的感染力。

叶永烈（1940—　），我国少儿读者非常熟悉的科普作家。他在进入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后，就一直在文学、科学和影视三重轨道上耕耘。“文革”后，叶永烈从以前单纯创作通俗科普读物转向创作文学性较强的科幻小说和科学童话。1978年，出版了中篇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它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并且把深奥难懂的科学技术写得浅显明白而又生动有趣。此外，他还有科普童话集《水晶宫的秘密》，科幻小说集《丢了鼻子以后》，科学文艺作品集《世界最高峰的奇迹》，科学相声集《圆溜溜的圆》、《谁的脚印》、《圆圆和方方》，人物传记《高士其爷爷》等。叶永烈为我国科学文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冰子（1939—　），原名严才楼，整形外科主治医师。他的作品以科学童话为主，如童话集《淡蓝色的小鸟》，童话《小蛋壳历险记》，科学童话集《河马拔牙》，长篇系列童话《猎狗利利》、《嘟嘟的童话》，中篇科学童话《孙悟空人体历险记》、《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彩色的梦》等。这位精力过人、幽默风趣的外科医生以低年龄层次的儿童为读者对象，以医学知识为题材内容，开辟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佳作赏析

法布尔:《昆虫记》

《昆虫记》既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又是一部文艺性很强的文学著作。鲁迅曾把《昆虫记》称为“讲昆虫故事”、“讲昆虫生活”的楷模。周作人说它“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更有意义。”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而是以人性关照虫性，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

《蝉》就是其中一篇写得饶有趣味的昆虫故事。它共有四节，从拉封丹的寓言说起。这个寓言把蝉和蚁放在一起，作对比性的描写。“故事上说:整个夏天，蝉不做一点事，只是终日唱歌，而蚁则忙于储藏食物。冬天来了，蝉为饥饿所驱，只有跑到它的邻居那里借一点粮食。结果它遭到了难堪的待遇。”法布尔对此下了一个断语:“这个寓言是诽谤。”他当然不是不知道寓言只是借一个虚构的故事来寄寓一点意思，何况对昆虫世界也构成不了诽谤罪；他这样说，无非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

在第二节里，介绍了他研究蝉的习性的收获。法布尔“用斧头来挖掘”蝉的地穴，“考察它们遗弃下的储藏室”。观察报告的生动性实在令人惊叹。他从蝉穴口上“四边一点垃圾都没有”，来区别它和“大多数的掘地昆虫”工作方法的不同，从“蝉的隧道”的情形来说明它的动作“简直像矿工，或是铁路工程师”，甚至“同他们一样聪明”。他又描写了蝉的幼虫出穴以后怎样脱皮，怎样寻求适当地点，怎样“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怎样“在日光和空气中好好地沐浴”，这都是趣味性的体现。

第三节，探究蝉的歌唱的目的，并用实验证明它听不见外界的声响。关于前者，尽管已经观察到它胸部有一种足以“增加声音的强度”的响板，来增强翼后空腔里的“乐器”所发出的声音，但是他承认“我也还没有发现它唱歌的目的”。关于后者，他用“装满火药”的土铣放枪，证明它们对于“声如霹雳”的枪声毫无反应。读着法布尔的这种诉述，我们既佩服他的观察之细，又称赞他的实验之奇。他说得那么有味，首先是因为他对昆虫世界的观察、研究本身就充满着寻求知识的乐趣。

第四节，叙述蝉的由卵到幼虫的生长过程。这里，他不隐瞒自己所知的局限，而对已知领域所作的铺叙也避免了昆虫学讲义的沉闷。

我们且看这篇昆虫故事的最后一节是怎样叙述的:关于产卵，法布尔介绍了蝉的选枝、刺孔、下卵，这些只是做到叙述明白，通俗易懂；但他用文学的语言述说蝉卵所遇到的“一种特别的危险”，却写得富于感情色彩。关于孵化，他借助于放大镜观察，在他的笔下写下来的，完全不是满纸术语的讲义文字，而是用比喻，用描写，写出它的情状，使读者感到它的可爱。关于脱皮，第二节里已经写得很不少了，但这里又不能跳过。法布尔真有办法，他既不怕反复，又写得有新鲜感:“（蝉的挤蜡附着在树枝上）行日光浴，踢踢腿，试试自己的筋力，有时却又懒洋洋地在绳端摇摆着。”这里是从蝉的生命活力的角度来写的，和前文从它经历了如矿工、如铁路工程师的地穴工作之后进入地面时的蜕变来描写它成长的艰辛，并不重复。何况，此时还有关于触须的挥动、腿的伸缩、爪的张合的叙述，还有身体悬挂着“为它将来的出世做好准备”的描写，这是生命的追求，“我所看到的昆虫中再没有比这个更奇观的了”。关于成为幼虫，法布尔写它如蚤一般大的时候如何防止摔伤，又写它“渐渐在空气中变硬”，虽寥寥数语，而爱怜之情具现。作者还为它设想，“在它面前危险重重”——被风吹到它无法生活的地方。关于寻穴，法布尔写它因天冷而寻觅藏身之处，有许多还没有找到软土就死去了，寻到了的则只用几分钟时间就挖成土穴，“这小生物钻下去，埋藏了自己，此后就不再出现了”。它究竟是怎样过穴居生活的，法布尔自认并不知道，因为他观察不到，“未长成的蝉的地下生活，至今还是未发现的秘密”。法布尔得到的关于蝉的未长成时的穴居时间、出穴长成的地面生活时间的结论，使他引发出了一番抒情语言:

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日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应当讨厌它那喧嚣的凯歌，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才忽然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日光中。什么样的歌声能响到足以歌颂它那得来不易的刹那欢愉呢？

这里充满着法布尔的深情。

《蝉》的四节文字，自成起讫，而又互相联系。从歌声引出寓言，再说到它的处处值得爱怜:勤劳的生产，聪明的建穴，自鸣得意的歌唱，得来不易的生活欢乐。前三节就它的三个侧面来写，后一节是为它的生命过程作一深情的概括报告。全文充满着文学的情趣。

因为《昆虫记》以它的科学性、文学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奥妙无穷的昆虫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赞赏。闻名世界的比利时剧作家兼诗人莫里斯·梅特林克称誉法布尔是“昆虫世界的荷马”，把这部《昆虫记》看作开一代风气的史诗般的作品。法布尔常常把昆虫的行为与人类的行为比照着描写，它的客观效果就是读起来趣味盎然。我们在《蝉》里已经看到，蝉是“勤劳的生产者”、“极热心于音乐”的“歌唱者”。还有，在他的笔下，螳螂是勤快的“清道夫”，蜜蜂成了“泥水匠”，毛毛虫是“制造毛毯的专家”、“聪明的裁缝”，蜘蛛则是善用“飞行法”的“狩猎者”。至于萤火虫，虽然从生到死都点着那月华掉下来的花灯，外表很“纯洁”，却是个“肉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