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一)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条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儿童文学迈进了当代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过曲折,也取得了成就,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超越了历史上任一时期,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这是各方面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建设者在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创作实践、出版机构、编辑队伍等方面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引导儿童文学的发展,鼓舞儿童文学创作者的创作热情,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文学新思潮的冲击,文学价值观的变化,对成人文学和外国儿童文学有益经验的借鉴和吸收,提高了儿童文学的文化品位,增强了儿童文学的创新意识。
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为儿童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方面,它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艺术手段与途径,扩大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与范围;另一方面,它也带动了儿童读物出版业的蓬勃发展。
(二)建国后十七年的儿童文学
建国后十七年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儿童成长和教育等问题十分重视。1950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1952年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5年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此外,一大批少儿文学刊物也被创办起来,1957年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专业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和儿童读物专业编辑队伍也很快形成并迅速成长,中国儿童文学真正确立了在文学领域的独立地位。
这一时期,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理论被大量译介过来,东欧、亚非拉及西方的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也被译介过来。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有了不少的收获,除单篇论文外,出版了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儿童戏剧、电影与教育》,金近的《童话创作及其他》,贺宜的《散论儿童文学》,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讲话》等专著。
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的引进都有力地促进了创作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创作上的收获比理论上的收获更大。
儿童小说创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数量较多、质量也较高的一种。其中,有描写战争题材的,如刘真的《我和小荣》、杨朔的《雪花飘飘》、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也有描写新中国儿童生活的,如萧平的《海滨的孩子》、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任大霖的《蟋蟀》、马烽的《韩梅梅》、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等。
童话在这个时期也取得了创作上的丰收,主要体现在长篇童话的创作上。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被誉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童话园地里的两朵奇葩,代表了当代长篇童话的最高水平。此外,陈伯吹、贺宜、包蕾、黄庆云等作家也创作了一些童话作品。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作家的创作为祖国的儿童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如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作品受到小读者的普遍热爱。这一时期,为幼儿创作的短小童话也有了突破,出现了不少好作品,如方轶群的《萝卜回来了》,方惠珍、盛璐德的《小蝌蚪找妈妈》,彭文席的《小马过河》等。
这一时期的儿童诗创作也取得了大丰收。艾青的《春姑娘》、金近的《小队长的苦恼》、圣野的《欢迎小雨点》、任溶溶的《爸爸的老师》等诗篇都受到好评,给小读者以思想的启迪和美的熏陶。
儿童散文创作的收获也很突出。冰心的《再寄小读者》、陈伯吹的《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袁鹰的长篇游记《丁丁游历北京城》、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均以鲜明的时代色彩、丰富的内涵抒发了健康、清新的情感。
十七年中,儿童剧的创作和演出也很活跃,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主要有张天翼的《大灰狼》、老舍的《宝船》、任德耀的《马兰花》、刘厚明的《小雁齐飞》、乔羽的《果园姐妹》、包蕾的《小熊请客》、柯岩的《双双和姥姥》、葛翠琳的《草原小姐妹》等。
这一时期,科学文艺的各种样式都有所发展。其中,高士其的《我们的土壤妈妈》等科学诗至今仍为科学诗的典范。科学童话有陈伯吹的《摘草莓的故事》、孙幼忱的《“小伞兵”和“小刺猬”》以及鲁克的《小黑鳗游大海》等。本时期的科幻小说在郑文光等开拓者的努力下得到了稳步发展,出版了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鲁克的《奇妙的刀》、童恩正的《五万年以前的客人》、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刘兴诗的《北方的云》等作品。
建国后17年,儿童文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队伍,而且在作品题材的深广、艺术的娴熟、手法的多样等方面也超越了历史上任一阶段,从而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道路上一个喜人的黄金时代。
(三)“文化大革命”十年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儿童文学遭到毁灭性摧残的十年。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被打成毒草,许多作家、评论家、编辑遭到残酷的迫害。仅有的两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其他出版少儿读物的部门全部被迫停止出书业务,所有少儿期刊、丛刊也陆续停刊;儿童文学组织也被迫解散。
创作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前一时期有成就的一批作家因受冲击大多停止了创作,零星从事创作的是一批文学新人,但他们的创作大多受政治气候及“样板戏”模式的影响,有着明显的缺陷。相对较好的作品主要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杨啸的《红雨》、浩然的《大肚子蝈蝈》等。
(四)新时期的儿童文学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开始复苏。1978年10月,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庐山召开。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努力作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工作》的社论,国务院也发布了专门的文件,儿童文学的出版、评奖、科研、教学等方面的活动重新步入正轨。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由原来的两家增加到几十家,每年出版各类儿童文学书籍达几千种。少儿期刊也大量涌现,遍布全国各地,除了复刊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小朋友》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巨人》、《未来》、《东方少年》、《小溪流》、《童话大王》等,1981年,《儿童文学选刊》创刊。1980年举行了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其他评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奖项有:中国作协的优秀儿童文学评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张天翼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儿童文学园丁奖等。1980年1月,中国作协成立儿童文学艺术委员会;7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成立;10月,文化部成立少年儿童艺术委员会,后又成立了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司,这些机构的成立大大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发展与交流。全国性的儿童文学会议经常召开,几次较有影响的儿童文学讲习班的举办也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等院校的儿童文学学科研究和教学也非常活跃,1979年以来,浙江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儿童文学研究所(室),并开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这对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家队伍不断壮大,老中青三代已有三四千人;理论和评论队伍也扩展到两百多人,理论研究迅速超越历史,并朝着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进军;全方位的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再次形成高潮。
中国儿童文学在新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获。
新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空前活跃,发展较快。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如《儿童文学概论》、《童话学》、《教育儿童的文学》、《安徒生简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童话艺术空间论》、《中国童话史》、《外国童话史》、《欧美童话史》、《儿童文学辞典》、《世界儿童文学事典》、《寓言学概论》、《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童话辞典》等。
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在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合力耕耘和创造性劳动下,出现了崭新的风貌,并且显出鲜明的特色。
新时期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儿童小说和童话。
儿童“伤痕小说”是整个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先导,代表性作品主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程远的《弯弯的小河》、黄蓓佳的《阿兔》。随之而来的是“问题小说”,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罗辰生的《白脖儿》、邱勋的《三色圆珠笔》、刘厚明的《黑箭》等作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忧患意识和思辨热情发掘问题,剖析人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以塑造具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貌的新型少年形象的“新人小说”,如刘建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李建树的《蓝军越过防线》、范锡林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同学》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此外,还有青年作家尝试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来更新原有的小说形体样式,这类实验性作品的代表作主要有《鱼幻》、《那个夜,迷失在深夏古镇中》(班马)、《在路上》(梅子涵)、《橡皮膏大王》(张之路)、《月光下的荒野》(金逸铭)等,虽然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并非无可挑剔,但显示了先锋作家的探索热情和勇气。农村乡土题材的优秀作品量多质高,有老作家反映旧社会儿童生活的,如《三个铜板豆腐》(任大星)、《大仙的宅邸》(任大霖)、《野孩子阿亭》(岑桑)等;有反映农村新问题、新冲突的,如王申浩的《父亲和土地》、丁阿虎的《祭蛇》、鲍光满的《棋王阿利》;动物题材小说在新时期异军突起,优秀作品迭出,如《老人和鹿》(乌热尔图)、《第七条猎狗》(沈石溪)、《冰河上的激战》(蔺瑾)、《阿诚的龟》(刘厚明)等;另外像《独船》(常新港)、《古堡》(曹文轩)、《上锁的抽屉》(陈丹燕)等作品也各有特色。任氏兄弟、丁阿虎、金曾豪、鱼在洋、夏有志、韩辉光、张成新等人也都有佳作问世;秦文君的《男生贾里》系列、杨红缨的《淘气包马小跳》等校园系列小说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一时期的童话创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首先是一批老作家不断地有新作问世,如严文井的《南风的话》、金近的《一篇没有烂的童话》、陈伯吹的《骆驼寻宝记》、叶君健的《真假皇帝》等作品为新时期的童话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真正使新时期童话出现变化的是一批青年童话作家,随着这批作家的童话观念的更新和蜕变,童话文坛出现了“热闹型”和“抒情型”两种风格并存的创作潮流。“热闹型”童话倾向于热闹并带有喜剧效果,代表作家作品有郑渊洁的《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红沙发音乐城》,彭懿的《四十大盗新传》、《宇宙刺客在行动》,周锐的《勇敢理发店》、《F星:13月59日》。“抒情型”童话倾向于抒情优美,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冰波的《窗下的树皮小屋》、《绿色的音符》,金逸铭的《花孩子》、《贴邮票的彩云》等。低幼童话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岩石上的小蝌蚪》(谢华)、《鼹鼠的月亮河》(王一梅)等优秀作品。童话在这一时期还增加了不少新的品种,如“小巴掌童话”、“魔方童话”等。
少年报告文学的崛起是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一个特点。出现了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孙云晓、刘保法是其中的代表,写出了《“邪门大队长”的冤屈》、《星期日的烦恼》等佳作。此外,较有影响的作家还有理由、孟晓云、董宏猷、赵丽宏等。
儿童诗歌的创作已走向初步繁荣,出现了郑春华的组诗《甜甜的托儿所》、金波的组诗《春的消息》、聪聪的《彩色校园》等优秀作品。另外,柯岩、鲁兵、圣野等作家也有佳作问世。
在散文创作方面则以班马、乔传藻、陈丹燕等的作品比较出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风探索多年的童话散文已然成熟为一种风格独特的文体,他的《孙悟空在我们村子里》完全体现了这种文体的艺术魅力。
科学文艺领域则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的科幻小说最有影响,鲁克、冰子等的科学童话也较优秀。
戏剧、电影、电视文学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如《啊,摇篮》、《苗苗》、《应声阿哥》、《报童》、《寻找回来的世界》、《好爸爸坏爸爸》等。
综观整个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的主题从单一走向丰富,题材从狭窄走向开阔,作家们的艺术探索更使新时期儿童文学充满了生气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