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史前儿童文学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概念直到现代才出现，因此，我们把现代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史前儿童文学。

在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概念出现之前，我国确实没有专为儿童创作的切合他们的阅读需要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文学遗产。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的口头创作、古代文学典籍及古代传统启蒙读物中，就有大量的作品具备了儿童文学的性质，这些就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传统及历史遗产。

（一）人民口头创作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跟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一样，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的口头创作也是儿童文学的摇篮。在儿童文学尚未形成的漫长岁月里，人民口头创作中已经有了儿童文学的萌芽与原始雏形，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儿童文学遗产。

神话是最古老的人民口头创作形式。我国古代典籍中保留的零星的神话片段，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羲和御日”、“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等受到历代儿童的欢迎。

民间传说是叙述有名有姓的特定人物的特定事迹的民间故事。从我国的古书记载中，既可以看到人物传说，如神农尝百草、鲁班造船等，也可以看到历史传说、风物传说等。无论哪一种传说，都带有一定的历史性、真实性以及传奇性，这也正是传说吸引儿童的主要原因。神话传说的深刻的思想性、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以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浓郁的幻想色彩，直接为后世的儿童文学所继承。

随着神话、传说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带幻想成分的民间故事和民间童话，它们大多在人们口头上流传，数量众多，单就历代典籍和笔记小说中记录下来的、经过加工改写的民间故事和民间童话的数量就很惊人。如《李冰》、《韩凭夫妇》、《左慈》、《千日酒》、《柳毅传书》、《老虎外婆》、《田螺姑娘》等作品对儿童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寓言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口头艺术形式，比神话出现得稍晚。我国的先秦寓言，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愚公移山》、《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故事形体短小，寓意鲜明，又多用比拟、象征、夸张等手法，因而能够流传在世世代代的孩子们之间。

歌谣也是一种极古老的人民口头创作形式，它们一般主题单纯，题材广泛，形式短小活泼。在《春秋》、《左传》、《战国策》、《古谣谚》等经史典籍中保留有不少古代歌谣。在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明杨慎编的《古今风谣》等书中，它们已渐趋一体，只是数量仍然有限。明代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由个人收集整理的儿歌集《演小儿语》。清代问世的《天籁集》含童谣四十八首，每首都有编者按语，为后世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

以上这些具有民间印记的、为儿童所喜闻乐道的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形式，是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对儿童文学萌发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民间口头文学不仅是儿童文学的摇篮，而且在儿童文学独立之后，仍然不断地为之输送滋养。

（二）古典文学作品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由文人创作的古典文学中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对儿童文学起着重要的补充和丰富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历代诗家虽很少有专为儿童写作的诗歌，但他们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短小诗作，都很适合儿童阅读。这些诗歌往往内容通俗浅显，感情积极健康，语言朗朗上口，对儿童确有一定的启发和教育作用。如骆宾王的《咏鹅》、李白的《静夜思》、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陆游的《示儿》等。

许多受民间文学影响的古典小说，也都蕴藏着一定的儿童文学因素。如《西游记》通过不平凡的神奇故事，有助于儿童认识生活、辨别善恶；《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搜神记》中李寄斩蛇的故事可称为少年英雄故事；《聊斋志异》由于拟人化手法的运用，使小说中不少的篇章都成了很优美的童话；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镜花缘》、《封神演义》等古典名著中也有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故事情节。这些故事不仅被古今的少年儿童广泛地阅读着，而且给后世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当然，由于这些作品不是专为儿童创作的，因此，其中也有许多糟粕性的东西；而且，古典文学作品主要是用文言创作的，即使有些是用白话创作的，也与今天的白话相距甚远，因此，需要进行一些加工与整理，以便这些作品适合儿童阅读。

（三）古代传统启蒙读物

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为儿童创作和编写的作品，其实也不尽然。历代私塾所用的课本，以及一些向儿童灌输封建道德、介绍社会自然知识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小儿语》、《小学》、《三字训》等都是专为儿童编写或选辑的传统儿童读物。只是由于它们多数以说教为主旨，含有封建意识，才逐渐被后人弃而不用。但是，其中也有部分内容及作品所采用的形式，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儿童启蒙读物与某些古代民间文学、古典文学作品一起，作为中国儿童文学萌芽的初级形态存在，它们不仅成为千百年来儿童的精神食粮，而且也为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多种形式的创作经验及许多具体的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技巧。

（四）近代儿童文学的萌芽

经过古代民间文学、古典文学与传统启蒙读物的滋养与孕育，再加上现实需要等因素的催发，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晚清时代，中国儿童文学虽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已开始出现一片绚丽多彩的景象，逐渐出现了自成一宗的趋向。更值得惊喜的是，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都曾留心于儿童文学事业，为中国儿童文学史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章。

晚清时代，无视儿童社会地位的儿童观逐渐解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宣传其政治主张，大力倡导为儿童提供相关内容的文学作品和读物。

1908年，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署名东海觉我，刊于《小说林》第九、十期）中论述了“足备学生之观摩”的儿童小说的旨趣、形式、开本、体裁等问题，为儿童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个时期的儿童小说，主要是翻译或带有创作性质的译述、改写，其中翻译最为普遍。1901年至1909年间先后发表出版了《爱美尔钞》、《十五小豪杰》、《海底旅行》、《海外天》、《小子之志》、《千年后之世界》、《秘密电光艇》、《罄儿就学记》等译作。这些译作改写的作品多属科学小说、爱国小说、冒险小说和教育小说，明显地反映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爱民族的思想意识和先觉们的变革政治的迫切心愿。

儿童诗在这个时期大多纯系创作。梁启超的《爱国歌》、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张敬夫的《警醒歌》、珠海梦余生的《劝学》等诗作勉励儿童为报效祖国、抵御外侮而努力学习，健康成长，极富教育意义。

这时期的儿童文学尽管不完全是从儿童的需要出发而创作、译述、改写的，但在客观上不仅起到了教育儿童、开发民智的作用，而且也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的封闭型文化，推动了真正自觉地为儿童创作的作品的涌现。

辛亥革命后，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注重创作，也强调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周作人强调只有将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承认他们具有与成人同样的人格，才能真正理解“儿童的世界”，他的以此为立论根据的一系列论文，如《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歌研究》等为草创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时，外国作品的翻译、古典书籍的改写以及从生活中取材所进行的创作等方面也有所发展。仅中华书局就出版了“小小说丛书”百种左右，主要是从各种著名小说里选编而成的；商务印书馆先后创办的《童话》、《少年杂志》等期刊大量刊载童话、小说、故事、寓言等，它们中既有译述改写的，如茅盾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也有真正创作的，如叶圣陶的《穷愁》等。它们虽仍未摆脱旧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并有不完全切合儿童实际的弱点，但与前一阶段相比较而言，还是有所改进的，创作的数量明显增多，成人的功利色彩逐渐淡化，有些作品还较贴近国情与儿童口味。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近代儿童文学的萌芽和兴起，这为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基础，做了积极而有意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