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怎样确立最佳谈话角度

我们知道，人们都无不希望自己能与人谈话获得成功，无不希望对方能出自内心地改变立场和看法，站到自己一边来。那么，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自己拥有一定的事实材料，又确立了观点和立场，是否就足以确保与人谈话获得成功呢?未必。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如何确立最佳谈话角度的问题，而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谈话高手在与人语言交流或交锋之前，为使自己的论点具有最强的说服力，往往总是在谈话未开始就反复揣度，力求选定自己展开话题的最佳角度。

最佳角度的确立，包含有如下三层意思。

一是对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再一次作推敲，以审定是否互相吻合(也即“是否切题”)，如果(事实)论据不能证明论点，或是论点不能阐释事实，则务必推翻，重作考虑。宁可不加入谈话，或推迟谈话，也不要硬性“投入”，以免事与愿违，难以获得成功。

二是谈话方式的选定。从总的来看，谈话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谈话时“心理相容”，双方均“得理不压人”，且力求让对方自己主动修正看法的交谈式;另一种为谈话时“心理不相容”，双方都“得理不让人”，以迫使对方不得不让步的辩论式。在现实生活中，两者既可以分别独立出现，也可能是交叉混合，但谈话高手往往总是更喜爱气氛和谐融洽的“交谈式”，有时则是两手准备，“先礼而后兵”，以气氛难免对抗的“辩论式”作为后备。

三是即使双方已经进入了“以理相争”的辩论交锋阶段，也要力求“以理服人”，而不要“以理压人”，也就是说，要让对方心服口服，而不要使对方“口服”而“心不服”，甚至借用权势等手段将对方“压服”。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这里试剖析个例子。某校教师乙放学后，在校门外遗失一只金表，被教师甲拾得，知道是乙所遗失，恐乙寻找焦急，告诉传达室，金表由他带回家中保管，次日璧还。不料甲在途中被扒手窃去金表。第二天甲乙相遇，大启辩论。乙坚持要甲照样赔偿，而甲认为拾得金表代为保管本是好意，被人偷窃虽有过失，但没有赔偿责任，双方争论不休:

甲:这真是热心人招来是非多。如果我看见你的金表不拾，你能要我赔吗?又如果我拾得后不告诉传达室，私自带回去，你又怎样呢?你不以我为德，反以我为仇，竟要我照价赔偿，有这种情理吗?

乙:你不拾表我当然不能强要你赔偿。现在这金表既已到了你的手，又因你保管不力而被窃，我当然有向你要求赔偿的权利，你也有归还我的义务，金表被窃，依法律而言，也应由你赔偿。

对于这场辩论，甲的辩词完全根据伦理的概念，乙的立论处处运用法律的条文，很明显，乙的理由为正，甲无论如何措词，都不容推卸赔偿责任。甲欲通过辩论，减轻自己的责任，必须舍弃伦理的标准，依据法律条文为自己辩护。

就此例而言，我们可知，从“宏观”角度而言，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呈现“情、理、法”三重关系，也即，除了法律关系之外，至少有伦理道德关系、情感友谊关系等，三者之间有时互相融合，有时又互相对立。从此例提供的情况看，甲在拾得金表后，不仅诚心归还，而且恐乙着急，还请传达室转告，足见两人平素交往不仅甚厚，而且甲也很重视这一友谊。而乙在得知甲再次将表遗失后，以“欠缺管理”为由，要甲“如数赔偿”，虽然看似提出了“法律依据”，但其思维方式是较为明显的“认钱不认人”，足见乙视两人之间的友谊为零。为此，先行“调解”时可提醒乙，是友谊重要还是金表重要的问题，由乙自己权衡。如以友谊为重而“宽恕”对方，则乙至多损失一块(原已一时难以寻回的)金表，但却可交得一个挚友，而且也无异于向周围显扬了自己的君子风度和坦荡胸襟。在生活中，能够获得机会美化和完善自我形象，其实是比一块金表的价值要大得多的。同时再奉劝乙说，如乙一定要甲赔偿，则纵使依照上述法律条文，也至多只可追回金表价值的70%，但无疑将失去甲这个好友，而且也会使自己的人品受到“为人过于精明，不可深交”之类的非议，甚至可能会出现下次再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别人能帮你却拒绝帮你(比如又遗失了贵重物品，只怕拾到的人就不会再告诉你了)。到那时，你的损失就可能会比一块金表大得多。究竟怎么做为上策，不是显而易见了吗?如果至此，乙仍不听劝告，则要让甲进行法律方面的辩论，否定赔偿70%价值的裁决依据。

这种“情、理、法”交叉的全方位立论，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综合剖析所产生的辩服力，无疑比单一从“法”的角度立论产生的辩服力要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