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样欣赏外国文学
这里所说的“外国文学”是指外国文学文本,而且还不是原文本,只是汉译本。其实,“怎样欣赏”如同“怎样写作”一样,是无定法的。这不仅因为同一个文本可以采取多种欣赏角度,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且还因为欣赏必定要读者参与,但读者各各不同,即使是同一读者,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阅历积累甚至不同的心情作用下,对同一文学文本也会有不同的欣赏效果。
第一个障碍来自于欣赏习惯。
比如说,你爱读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这类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欣赏他们笔下创造的典型人物、真实的细节以及作者巧妙隐蔽的思想倾向。读多了,这便成了一种欣赏习惯。然而当我慕名去读乔伊斯、加缪、昆德拉的小说时,这种习惯却转而变成欣赏的障碍。读这类小说可能感觉不到是一种美的享受,因为早先欣赏的东西没有了,削弱了,变异了,只能为阅读而阅读。但如果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小说有了认识之后,就能够欣赏这些有意味的新形式。
外国文学囊括了本国之外的各国文学,流派之多不可胜数。其中很大一部分流派是中国所无的,因此在阅读这些流派的文学文本时,最好克服偏见,保持兼收并蓄的心态,调整欣赏的角度,避免欣赏错位。习惯可以产生偏见,偏见会对另类文学产生抗力,而抗力是欣赏的天敌。比如说,假如固守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标准,就难免无法欣赏现代主义文学,同样,我们也不能用欣赏“严肃文学”的心态去对待通俗文学。因此,要欣赏某一外国文学流派的精品,就需要对该流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方法有所了解,“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样才不至于在阅读《尤利西斯》时打瞌睡。
第二个障碍跟“互文性”有关。
“互文性”这个术语的理论探讨,可能会显得较为复杂和深奥。在这里我们不妨作简化的理解:所谓“互文性”是指文本与文本之间那种相互指涉、相互生发的关系。具体些说,作家写作不可能是无中生有,他必须依靠其他文本,这里不单指文学文本,还包括社会、历史、文化这样的“大文本”。法国学者朱丽叶·克里斯蒂娃有过一个形象的说法:“任何文本的形成就像‘引文’的镶嵌,是吸取并转型其他文本的产物。”说得通俗些,就是作家创作一个文学文本,无论在结构、主题还是语言方面,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本的利用和对抗、加工和改造,因此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孤立的,要欣赏这个文本,读者就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它所指涉的其他文本。
于是问题产生了。外国作家心目中的读者通常是本国人,本国读者对文本指涉的其他文本多半较为熟悉,对文本中许多不言自明的成分很容易心灵相通。可中国读者则不一样,“不言自明”往往会转化成欣赏的障碍。
先举几个语言方面的例子。
假如中国读者在一篇俄罗斯小说中读到这样一句话:“萨沙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参的军。”他首先读懂的是这位主人公参军的日期,但读懂不等于欣赏。要是他早先读过苏联卫国战争的史料,还看过不少相关的小说和电影,这时他才会领悟到这句话隐含的意向性——原来这位主人公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就主动参军,是个热血的爱国男儿。他甚至还可能会联想起早先在小说和电影中见过的种种情景。这样,他才进入了欣赏层次。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句子:“的确,坏书本本相似,好书各各不同。”你一定当即就感受到这句话的意趣:这个句式是模仿《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第一句:“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再来看一个句子:“如此有声望的家里,为什么一切都混乱了?”看过之后,你一定觉得此句平平,没什么意趣。其实它是对《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第二句“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的仿制。第二句没有第一句有名,所以大家一般没什么印象,也就难以产生共鸣。
文学文本中的这类现象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常见的调侃、旁敲侧击、话中带刺等等话语,都是针对其他文本和他人话语所写的,不知道后者就欣赏不了前者,就像我们不知道“屡战屡败”这个成语就体悟不出“屡败屡战”的妙处一样。
文学文本的结构,甚至主题也跟互文性有关。
十八世纪有位姓卡拉姆津的俄国青年写了篇小说,叫《可怜的丽莎》,说的是穷家女丽莎和一位贵族公子邂逅,两情相悦,坠入爱河,结果丽莎遭到始乱终弃,投水自尽。这篇小说在当时的俄国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小说中描写的少女投水的地点,居然成了游人瞻仰的景点。如果我们不熟悉在这之前的俄国民间故事文本,我们非但欣赏不了这个文本的创新,甚至对它产生的效应还会感到奇怪。实际情形是,在俄国民间故事中,不管“有情人”历经多少千难万险,最后都能“终成眷属”,“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怜的丽莎》是对这些文本的“对抗”,偏偏写了个有情人不成眷属的故事,于是就产生了魅力。后来普希金写了一篇结构相似的小说《驿站长》,穷站长的独女与一位贵族公子邂逅,也是两情相悦,坠入爱河,结果双双私奔了,留下孤独的老父亲酗酒度日,不久郁郁而死。可普希金笔下的那位贵族公子偏偏没有始乱终弃,小说结尾是女主人公成了贵妇人,驾着漂亮的马车,带了三位小少爷,还有奶妈陪同,巴儿狗作伴,来到亡父的墓前祭扫。这就奇了!难道普希金这样的大师为了跟《可怜的丽莎》“对抗”,宁肯去复制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于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便成了读者们欣赏的焦点。有的参照《可怜的丽莎》这个文本,认为驿站长料定女儿必遭“始乱终弃”,所以一直在自己吓自己,最后是给吓死的,因此小说的主题是阶级偏见害死人;有的则参照莎士比亚《李尔王》这个文本,认为小说的主题是被抛弃的父爱。不同的参照产生不同的欣赏效果,多义的主题构成魅力。正如俄国学者巴赫金所说,文本的主旨只能在情境中和文本链条中才能揭示出来。
最后说一下汉译本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欣赏文学文本离不开欣赏语言。但汉译本的语言是相对特殊的。虽然译者与译者不一样,可大致有两个趋向:尽量使译语贴近汉语,即所谓“归化”;尽量使译语贴近原语,即所谓“洋化”。然而实际上“归化”和“洋化”都不够彻底,结果译文的语言大多成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融合体,我们称之为“译文体”。尽管现代汉语也是中西交融的产物,但我们在阅读中国文学文本和外国文学文本时,还是能明显感觉出语言上的差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汉译本中往往会“引进”许多新的表现法。
我们在欣赏外国文学时,应该多注意这种新的表现法。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篇首句是:“多年之后,当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着行刑队的枪口时,他一定会忆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起初读来觉得有些别扭,于是寻找原因,寻找的方法是细读。细读后才发现,原来作者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都组合在一句里了。这就是一种新的表现法。
不过,大家始终应该记住我们读的是译文,不是原文,译文不等同于原文。有时由于译者的原因,甚至还会“受骗”。比如,在读一些外国的意识流小说时,对里边大段大段的无标点文字感到头痛,这时就需要耐下心来细读,一边细读一边在心里默默打标点,就一定能“看懂”了。原来看似杂乱无章的文字还是有序的,有逻辑的,只是抹去标点而已。
综上所说,合起来只有一个意思:我们在阅读外国文学时会碰到欣赏的障碍,要想减少障碍就得扩大视域、多读各种相关文本,包括外国社会、历史、文化这样的“大文本”。读多了,不但能丰富我们的欣赏口味,还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欣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