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样欣赏现代文学作品

欣赏现代文学作品，要顾及到现代文学作为文学的一般性，也要考虑到现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对一般性的重视使得欣赏行为不偏离基本的规则，对独特性的强调则是尊重现代文学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丰富多彩。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但这里的重点是欣赏现代文学作品，所以讨论的重心也就集中在现代文学的独特性上，而独特性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情感，一是艺术形式。

先谈思想情感。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情感与古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看似对立的关系。现代文学从时限上来说显然是紧跟于古代文学之后的，但现代文学真正的时间起点在哪里?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形成了很多种观点，不同的时间点的标志是跟不同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当前最通行的一种认识是:1917年乃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1917年的主要事件或标志是《新青年》杂志于本年1月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本年2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是五四文学革命发难的雄文，它们领导了一场运动，同时也揭开了现代文学的大幕。“改良”也好，“革命”也罢，都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文学还是需要用作品说话的。在胡、陈之后，现代文学史上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理论性文章，它们往往发别人之未发，想别人之未想，一时脍炙人口。但作品是现代文学的主体。胡适与陈独秀的这两篇文章，如果没有后来者的具体文学作品作为支撑，其意义可能就要被削弱。“改良”也好，“革命”也罢，也都需要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封建主义文学。以反对封建主义文学为目的，以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手段的这一次文学运动，就是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也是反封建，以及提倡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全新价值观。以上种种，都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小说方面，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不仅在当时影响甚大，而且也是今日之国民所耳熟能详的。关于《狂人日记》，鲁迅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于是，小说中的狂人硬是从满纸“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了“吃人”二字。这个观点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对存活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批判。《阿Q正传》则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如此种种，在一些人看来往往觉得不免偏激，而就鲁迅先生而言，却是再认真不过的。他说:“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一种文化，倘是沉醉于其中，便无论如何也不能察觉自身的不足，于是欣欣然自得。而鲁迅先生便是跳出这种限制，以一种“异乡者”的角度，和一种“赤子”的情怀，揭示出国人在精神上的病患，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其言愈烈，其情愈切。鲁迅先生的小说在思想上的成就是代表了五四文学的实绩的。诗歌方面，郭沫若的《天狗》、《凤凰涅槃》等诗作也是一时之佳作。《天狗》中的那只“天狗”要“把月来吞了”、“把日来吞了”、“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把全宇宙来吞了”，不必惊讶于天狗的狂妄，在几千年“天地君亲师”式的世界规则对个人的无形又无情的限制之后，中华民族在转型期能出现这样的“天狗”或狂生，亦为大幸，这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的发现。同样的主题还出现在散文创作领域和戏剧创作领域。戏剧方面，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翻译成中文后，胡适还写了一部名为《终身大事》的剧本，这些都让人们把关注点放到女性地位的问题上去。女性问题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软肋，也是“人”的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学术界用“人的发现”来概括五四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成就是比较精辟的，我们阅读现代文学作品，要首先思考这里的“人”，要认识他，要揣摩他，要善于发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突围的这个“人”，具有怎样的现代性。

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可以发现，上文中所列举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现代文学初期，也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作品。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思想情感上能否代表整个现代文学?当然不能。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题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得到延续的，有的时候它被看重，但有的时候仿佛被遗忘。不过，在五四时期的内在紧张适当地舒缓之后，文学的更多功能被挖掘。所以，中国的现代文学有时是为社会人生的，有时是为内在心灵的，有的是侧重认识教育的，有的是偏向审美愉悦的。也就是说，除了启蒙之外，中国现代文学还有其他主题被强调、被发挥。但它们之间也未必就非常矛盾。鲁迅的是匕首、是投枪，徐志摩的诗歌是玫瑰、是彩虹。鲁迅的作品让人警醒，让人察觉所处世界的缺陷，从而产生向善的冲动。徐志摩的诗歌让人陶醉，让人知道除了身边这个令人不安的世界以外，一定还有更美的东西值得去追寻，所以大概也会产生向善的冲动吧。但无论如何，作家的不同创作路向的存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越发繁荣、越发复杂，这是好事。我们阅读现代文学作品，要考虑到现代文学在思想情感方面的时代性，也就是它的独特性，也应该再探索:这些作品在人之所以为人，以及如何为人方面有没有给我们什么启发?我们通过看这些作品，是否能得到一些新的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这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演变过程。

再谈艺术形式。现代文学的艺术形式跟它的思想情感一样是带有决绝的色彩的，被它设定为对立面的，依然是中国的古代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从某种层面上看是革古代文学的“命”。但我们知道，传统是难以割断的，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古代文学的影子。现代文学是白话文学，但这个白话，除了极少数几位作家外，是不太纯正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象征诗派的诗人李金发，他的诗歌中存在大量的文言词汇和文言语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现代文学的作家们依然在很努力地建构现代白话文学的大厦，尽管初期胡适的诗集《尝试集》还存在口语化的倾向，但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诗歌语言已经相当程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阅读现代文学作品，更多的应该关注它的艺术形式的创新的那一面，关注它在形式上从转变初期的幼稚到迅速成熟的那一面，还应该关注现代文学内部的积极进化和争鸣的那一面，现代文学在艺术上未曾出现过一种形式独专的局面。这也是一种决绝。

与传统决裂的现代文学必须寻找能够为其成长提供营养的艺术形式的资源，这个资源就是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得以实现，归功于晚清以来的中国翻译家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林琴南。林的译述作品在国内影响甚大，尽管他的翻译作品都是用文言写成，但晚清的作家们依然能够从中寻觅到一些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手法，比如倒叙，比如限知叙事。而现代文学作家们很多都拥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出色的外语水平与适当的文化语境，使他们能够直接地了解国外文坛的真实情况，他们不仅把这些化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同时也把相关理论和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内来，这些努力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能够迅速摆脱古代文学的束缚，从而与世界文学在更大层面上同呼吸、共命运。中国现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求新求变的趋势是非常醒目的，它的变化的频度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变化往往总是能够与西方的一些文学流派的追求合拍。

基于此，我们在读现代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应当注意和领会到具体作家作品的形式与其他国家的作家及作品的内在联系。比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之于果戈理，关于这部作品的准备，鲁迅先生曾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段表述很有意思，它大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些作家的创作方法。又比如郁达夫小说之于日本私小说，又或者冰心的小诗之于泰戈尔。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察觉，具体作品中的一些文学技巧和文学手法是古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产生的，它们隶属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等，这些主义的存在本身就跟现代性有关，所以带有这些主义的色彩的具体文学技巧和手法，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当成技巧和手法本身来看待，我们还要考虑，采用的这些方法，是否与其本身的特质有关，它们在作品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一旦谈到作用，就又回到了思想情感那里。本来，在文学中，情感和形式就是不可区隔的，不曾见过无情感的形式，也未曾见过无形式的情感。

即使以1917年作为起点，中国现代文学其实还非常年轻，远远做不到像唐诗宋词那么成熟，与外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相比显然也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可能会碰到一些瑕疵，请原谅它吧，谁没有年轻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