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样欣赏古代小说

要欣赏中国古代小说，须先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有所了解。

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因此，与诗歌、散文、戏剧并称的中国古代小说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以诗文为正统的文学观念中长期处于不被重视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梁启超发起新小说革命后才逐渐得到改变。

从古人对小说的理解来说，“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乃是“小道”的意思，不涉及文体观念。其后东汉有荀悦在《汉纪》中引用《七略》的说法:“又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有桓谭在《新论》中提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李善注引江淹(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陵》)又有班固提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这里小说家虽忝列诸子百家中之一家，但却被视为“丛残小语”和“街谈巷语”，因为其“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所以才“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分小说为十类: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但对当时有名的传奇如《古镜记》、《游仙窟》等却不计算在内。到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提出:“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怪者。”并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六类。归入子部，然又近于经，通于史，反映了至少在明代，小说仍然是复杂而不易界定的。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小说时指出:“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子部·小说家类一”)可见直到清代，小说可取之处只在于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以此标准，那些广为传诵的作品如《柳毅传书》等，自然就因其荒诞不经、徒乱耳目而被排除在外了。到近代，大量欧美小说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流传开来，再加上梁启超等政治思想家的大力鼓吹，经过无数人的努力，现代小说观念才逐渐形成。

从现代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解来说，上古先秦的神话和传说，如《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应是它的源头。同时先秦散文和两汉的史传(特别是野史和杂传)也向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以及作家的审美理想和作品的叙事风格，使中国古代小说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特色。但先秦两汉的时候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神仙方术思想盛行，宗教和鬼神信仰大张其道。这一时期的小说如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以及王嘉的《拾遗记》等，记述的都是奇物和怪谈，故被称为志怪小说。这些记述在今天看来虽然是荒诞不经，不足为信，在当时却是出于“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目的而记下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著者是相信其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的。因其奇异，所以广为搜罗，一方面显示学识，同时还能起到补史之阙的作用。另有一类因受当时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而出现的志人小说，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讲究通过精炼的文笔传神地表现人物，后世仿作续书者不乏其人。这一时期的小说不仅篇幅短小，只能算是故事梗概的陈述，而且从创作意识上来说仍然未能超越信真求实的藩篱，但已经具备了简单的故事情节和初步的人物形象塑造，可谓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期。中国古代小说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文言和白话的分野。文言小说主要指唐传奇，白话小说主要指由讲唱文学发展而来的变文和俗讲。初唐是唐传奇的发轫期，产生了《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和《游仙窟》等作品，篇幅不长，情节比较简单，还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唐是传奇的全盛期，出现了《离魂记》、《沈氏传》、《枕中记》、《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长恨歌传》、《南柯太守传》以及《霍小玉传》等非常优秀的作品，从中已经明显表现出作者开始重视情节的曲折离奇和叙事的引人入胜。晚唐时传奇的创作进入低潮，不再以单篇而是以结集的形式出现，如裴铏的《传奇》、薛用弱的《集异记》、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等。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局面使各个节度使培植个人力量招募私人武装，直接导致了游侠之风盛行，这在传奇中就有相应的反映。如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后来演化出“风尘三侠”的故事在民间传为美谈;又如《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其中人物“红线女”、“空空儿”、“昆仑奴”等几乎就成了后世奇人异士的代名词。对比六朝志怪与唐传奇，鲁迅评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又曰:“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2]他指出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至唐传奇，一方面已经开始“有意为小说”——虚构进入创作思想;另一方面讲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注重艺术表现力。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同时，“当唐传奇以动人的故事、精巧的结构和雅致的语言显示着文人的虚构才能时，寺院和市井社会里也在兴起着同样是以虚构为主要特征的另一些通俗的文艺形式。其中的变文和说话与宋元繁荣的说话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3]如《晏子赋》、《燕子赋》、《韩朋赋》、《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季布骂阵词文》、《叶净能诗》、《唐太宗入冥记》等，它们被保存在20世纪初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卷中。尤其是其中相当数量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舜子变》、《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是我们谈到古代小说时不能忽视的一笔。这些通俗文学本身的文学性并不强，但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俗文学的先声，并为后世白话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宋金元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个转折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下移，勾栏瓦肆之中，讲唱文学十分兴盛。反映在小说史上，就是作为说书人底本的话本小说的时代。按题材内容分，爱情类的有《碾玉观音》;讲史类的有《全相平话五种》、《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公案类的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讲经类的有《大唐三藏讲经诗话》等。它们不同于唐传奇的奇异瑰丽，而是崇尚用写实的手法表现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生活，同时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小说的读者群扩大，由之带来这一时期整体的审美趣味的改变，自此通俗小说的创作逐渐进入了它的成熟期。与之相对的则有一些纯粹为文人案头读物的中长篇传奇，如《娇红记》、《刘生觅莲记》等，它们篇幅比唐传奇长，但已经没有了唐传奇中奇异瑰丽的想象。联系明清小说的大繁荣，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其实是为之做了很好的准备。另外必须补充的是，宋代是一个文化昌明朝代，给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笔记小说，著名的如洪迈的《夷坚志》等，这些笔记不仅为后人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也成为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

明清时期可谓中国古代小说的鼎盛时期。有了前人的积淀，再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达，明代的小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被誉为“四大奇书”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不仅各自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更在小说史上开创了四个小说创作的主要流派。其中《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演义小说流派，后继者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等;《水浒传》开创了英雄传奇小说流派，后继者有《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等;《西游记》开创了神魔小说流派，后继者有《封神演义》、《西游补》等;《金瓶梅》开创了世情小说流派，后继者有《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不仅长篇，明代短篇小说也取得了非凡成就。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代表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另外还有诸如《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皇明诸司公案》等公案类小说也在慢慢萌芽。清代是集中国古代文学之大成的时代，各种文学体裁都在清代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小说也不例外。《红楼梦》可谓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另如《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镜花缘》、《歧路灯》、《儿女英雄传》等，名作林立，蔚为大观。文言小说方面，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上承明代文言短篇小说集《剪灯三话》的余脉，下启《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的文言小说创作的风潮，不仅塑造了一系列美丽可爱的女子形象，还对科举制度予以辛辣的讽刺和痛快的批判，可谓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可以说，这种创作上的繁荣反映了小说在社会上影响力的增强，标志着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极大提高。

晚清近代的小说创作也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作品，但其艺术成就总体上来看难以同前代相比，已逐渐走向没落。它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人情世态小说，以《海上花列传》和《品花宝鉴》为代表;另一类是侠义公案类小说，在明代公案小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诸如《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几个著名系列，在民间流传极广。第二种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在晚清近代的现实影响下，被思想家们赋予了启迪民智和救国图存的重任，成为表达理想与抒发情感的传声筒。梁启超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小说界》杂志，率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嗣后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绣像小说》杂志以实际创作予以响应，同时各地创办的与小说有关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这使“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一经提出就广为流播，很快便形成风潮。据统计，此一时期创作的小说作品在一千种以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并称为“四大谴责小说”。又因为近代印刷术在中国的推广，欧美日俄等国小说的译介及其创作理论的传入，使这一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呈现出崭新的风貌。中国古代小说开始步入现代小说的时代。

叶嘉莹先生的诗词鉴赏特别强调读者要感受到作品中蕴藏的那股兴发感动的力量，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鉴赏也是如此。只是对作品的理解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知识素养作为前提，那无疑将是非常没有把握的一件事。但大量的文本阅读和对一些基础的鉴赏方法的掌握还是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解。一般来说可以从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语言特色、创作主旨等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分析。中国古代小说在塑造人物时有几个特点，一是从六朝志怪志人小说时代开始，还无意于情节上着力时，就是因一些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最著名的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眉间尺等。而自唐传奇以后情节愈发曲折，愈加引人入胜，但都是围绕人物的活动来展开的，是人物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古代小说一直就有重视人物形象塑造的传统。第二个特点，中国古代小说总是把人物放在人物自身的背景身世中，或者设置在情节中，或者通过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或者通过周围环境来进行塑造。如《红楼梦》对黛玉的描写，不仅多处把她与宝钗湘云对比，而且很注意对黛玉住所潇湘馆的环境进行刻画，并且一再交代黛玉过早失去双亲，孤苦无依，在这些基础上，黛玉瘦弱多病多愁善感的形象就更加为读者所理解接受了。第三是在欣赏中国古代小说时，注意抓住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动作。即如金圣叹所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4]只有仔细体会这些个性化的地方才能了解作者的用心良苦。第四是重视细节描写，细微处见真精神。揣摩作者反复描写的人物，分析作者从哪些方面去描写这个人物，作者为什么要花费笔墨去描写这个人物，这样的描写能表现出该人物的什么特征……最后还得提到，中国古代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家，更有不计其数的优秀小说作品，但是在心理描写方面却是一大短处。而且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脸谱化”的通病，忠奸分明，忠者各方面都是好，奸者全都不好，出场就定型，没有在人物性格发展变化上着力，这是很可惜的。

其次是小说的情节结构。小说艺术成就的高下除了看是否有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外，还与小说的故事情节构设密切相关。唐以前的小说情节只能算是故事梗概，自唐传奇始，作者开始在情节上用心。如李朝威的《柳毅传》，从柳毅与龙女相遇，到龙宫传书，到钱塘君出场，到洞庭君讲述龙女和钱塘君故事的本末，到钱塘君逼婚柳毅不屈，到洞庭君钱塘君赔罪，再到柳毅后来几度丧妻，再到柳毅龙女完聚登仙。随着情节一步步的发展，把神怪爱情侠义各种主题串在一起，组成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不过这还只是篇幅有限的唐传奇，到后来的长篇白话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足够的篇幅使情节得以充分展开，作者可以做淋漓尽致的表达。鉴赏小说的情节，第一应注意理清作品的线索，把握故事和人物的来龙去脉。如《水浒传》人物众多，又有武松、林冲等单个的故事要交代，但全书以众好汉聚义梁山为主线，紧紧围绕“官逼民反，替天行道”这一主题来展开，旁出的故事虽多但都能汇成，使人读来并不觉混乱。第二，要通过情节来领会小说的思想内容。如《红楼梦》里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第一次是为其富贵奢华深深折服;第二次则深入其中，同大家一起宴饮，接触到大观园的内部;待到第三次前去却是对之前敬畏有加的大户人家施以帮助。无须作者多言，自然会引起读者们对贾府由盛转衰的慨叹。可见细心体会作者对情节的安排是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作品的理解的。

再次是小说的语言。语言的传神在于作家平日生活的积累与观察的深入。一方面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人物形象需要语言来表现，而贩夫走卒的语言跟文人士大夫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李卓吾在评点《水浒传》时说:“说淫妇便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说呆子便像个呆子……”^[5]倘若叫李逵如吴用般说话，毫无疑问会成为笑柄。另一方面是作者的语言风格。写作上成熟的作家，其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相区别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如《三国演义》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西游记》的诙谐幽默，《儒林外史》的宛如白话，《醒世姻缘传》的山东方言，《海上花列传》的吴侬软语等等。这种语言特色是一部作品整体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巅峰之作，与作者非常注重语言有很大的关系。它不仅提炼加工生活化的口语，而且吸收了文言典雅含蓄富有韵味的特点，使其语言明白晓畅又优美雅洁，达到了雅俗共赏而又无不推崇备至的境界。细心体会作者的语言特色，不仅能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还能培养我们的语感，对我们的写作也会很有帮助。

最后是作者的创作主旨和感情倾向。首先可联系作者的相关背景。如《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是仇视农民起义的，所以他在作品中给梁山好汉们安排那样的下场，其主旨是再明白不过了。再次可以看作者对相关人物的刻画。例如《三国演义》中着墨最多的智圣孔明和武圣关羽两个形象，作者在描写时不惜笔墨，极力称颂，反观曹魏和东吴方面，无一堪与之相提并论者，那么作者的情感倾向就昭然纸上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的情感色彩和情节的发展变化等方面来体会作者旨归，但切忌不可断章取义，不在仔细阅读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研究，而只就其某一点而断章取义，往往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其他还有诸如历史、宗教、文化、民俗和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代小说的版本校勘等各方面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小说至关重要，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前面几个方面的基础上作更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