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袁宏道《雨后游六桥记》赏析

雨后游六桥^①记

寒食^②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③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④。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

——《袁宏道集笺校》

①六桥:西湖著名景点。

②寒食:古代节气。

③白纨:穿着白色的绸衣。

④去表:脱去外衣。

赏析

明代文学，在复古主义思潮的笼罩下，一直没有多少新的起色。这种局面的扭转与改变，是从反复古主义渐成气候开始的，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相继步入文坛，凿开了明代文学新的天地。晚明文学的革新和繁荣，呈现为两个方面的齐头并进:一是新的文学观念层出不穷，从徐渭的“本色”，到李贽的“童心”和汤显祖的“唯情”，再到袁宏道的“性灵”，文学个性和创作自由的观念，层层推进，直逼复古主义的窠臼;二是文学实践出现新的转变，在文学样式上诞生了新的兴奋点，世俗化的小说和文人的小品，日益兴盛。小品，作为术语，它源自于佛教，是指存要义、略枝节的佛经文本;而作为文学中的“小点心”，应该是古已有之，不过，其兴盛当是晚明。也正是因为兴盛，所以晚明小品拓宽了文学的界限，难以界定为固定不变的文体，而只能被描述为一种极具共同特质的文类，囊括杂记、游记、笔记、日记、传记、序跋、尺牍、寓言、清言、书画题跋等。

袁宏道这篇《雨后游六桥记》，就属于游记类小品。全文只百余字，主要记述寒食雨后作者与一帮友人游览西湖六桥。不过，写作上却别出心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阅读畅快。作者既没有渲染雨后六桥的风景，也没有直接抛头露面的抒情，更没有端起士人架子的布道，即使是西湖桃花，也只一句而已。但整个游历的背景和过程，非常清晰而流畅，具有很强的动感和画面感，充满事件的意味，人的行动和桃花这一主题背景，始终交织在一起，读起来，就像看一部小小的电影。它不仅体现了袁宏道非常个人化的写作理念，也充分展示了晚明时期小品的主要艺术特征。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少有识力，得李贽称赏。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二十二年就吴县令，因难忍“人间恶趣”，两年后挂冠而去。反复如是者，四。曾先后履职顺天教授、仪曹主事、考功员外郎、稽勋郎中等，但每次在职的时间，均没有超过两载。一生酷嗜纵情恣性的游历与文学，著述甚丰，尤擅长于小品。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的文学主张，积极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崇尚个性，推动了晚明文学的革新和繁荣，与兄宗道、弟中道一起，史称“公安三袁”。

一般说来，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学内部的运动与变化，文学的变革，往往只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之变革的有限显露。明代自中叶以后，整个社会都在酝酿着变革的来临。东南地区商业生活方式的发达，王艮、罗汝芳等左派王学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老、庄学说的重新炙热，何心隐为首的“狂禅”之风气，“山人”阶层的扩大与流行……这些因素，再加之科举制度和皇权体系的自身痼疾，导致社会良知与精英的代表——士人，普遍选择边缘的姿态，与文化中心拉开了距离。大一统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思想体系和权力体系，自万历始，已经岌岌可危。公安派倡导“性灵”，虽然是以文学的名义，但不独是为文学这一个领域。从文学上讲，是反复古，反“宗经”，反所谓的道统和正统，解放作家，解放文学，恢复文学“言志”、“缘情”的自由，把严肃的假文学变为游戏的真文学，“文不足以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唐显悦《媚幽阁文娱序》引郑超宗语)。而“性灵”又是一个讲不清楚的、没有边界的概念，所谓“独抒性灵”，其实就是想怎么着都行，唯独不能再去“载道”。这一极度个人化的文学观念，其蕴涵的价值倾向，则是个性主义、人本主义。而从文化上看，它是为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审美情趣和审美风气)而辩护。《雨后游六桥记》，提供的正是这样的文本。从写法上看，它处处体现出与游记这一文体的写作传统相区别。题为游“六桥”，其实不写六桥，而是写六桥之桃花;写桃花，除“落花积地寸余”一句，笔墨却偏离了桃花。开头说“急与桃花作别”，后面却不见渲染依依惜别之情，见到桃花，反是“快”、“饮”、“歌”、“乐”，最后是“荡舟浩歌而返”，没有一丝留恋的意味。而从整体上看，作者既无意于绘景，也无意于抒情，而是在叙述一件难以令人信服的游历事件。游记写到这个程度，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又是什么呢?但是，仔细玩味，又不难发现这种个人化写作的依据和妙处:它逃离了游记这一文体所记录的文化传统，也避开了游记这一文体所塑造的阅读期待，它返回生活本身，听从于作者性情的召唤。就它所反映的这一生活片断而言，这是一种陌生的、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是没有似曾相识的知音，不过，那是在遥远以前的魏晋。

小品的主要艺术特征之一，就在于一个“小”。但“小”，不等于“少”，“幅短而神遥，墨稀而旨永”(唐显悦《媚幽阁文娱序》引郑超宗语)，这是晚明人自己对小品艺术特征的概括。而另一位晚明小品家陈继儒曾评小品:“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陈继儒《媚幽阁文娱序》)所谓“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当有两层含义:一是越出已有的、经典的法、味、韵传统，去寻找新的法、味、韵;二是将被审美历史拒斥为非法、非味、非韵的东西，转化为文学的法、味、韵。它与前面唐氏的观念结合起来，形成晚明作家对小品的总体把握。小品虽小，依然表现着大世界。不过，其表现的形式变了，表现的世界也变了，不再是那个传统阅读中所建构起来的旧世界。其“神”、其“旨”，都有了新的意义。《雨后游六桥记》记述一次完整的游历，仅用六个句子。所记述的这群游历之人，其游历的心境和行动，既不是传统的雅士，也不是世间的俗士。他们酷嗜六桥的桃花，怜惜生命的落红，而一旦真的直面桃花与落红，却又少了人们所期待的、所熟悉的那种虔诚和敬意!去外衣，卧地饮，面受花，歌之饮之，浩歌而返:落红不悲，反以为乐，这不就是“游戏”，不就是“狂欢”么?而这种旷达与潇洒，这种艺术化的人生，不能认为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而是一种畸形的文化产物!它让人们在阅读之后，自然去回味那培育它的真正土壤，回味那些放达之士的精神追求。正是因为晚明小品具有这种反抗姿态和自由品质，周作人才把它树立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陶庵梦忆〉序》:“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

古代咏西湖之诗、记西湖之文，多矣。这篇小品，除了写法上的新奇外，其语言也是可圈可点。措词造句，简练而不板滞，流动而不浮滑。字字生根，跳跃、节奏、趣韵俱佳，非常富有画面感、运动感，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把中国古代汉语的文学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