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与班固的史学风格
塔西佗（Tacitus，公元55—120年）撰写《阿古里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时（公元98年），中国汉代的班固去世已六年，百卷巨著《汉书》只剩八表和《天文志》未成。班固生活的时代（公元32—92年）相当于罗马帝国提比略至多米提安后期。塔西佗写《演说家对话录》约在公元98—102年，《历史》约在109年前后，《编年史》大约在116—117年完成，相当于中国东汉和帝中期至安帝中期。这两位史家为世界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树起古代东西方史学的两座丰碑。
将塔西佗与班固相提并论，主要是从二人的史学风格着眼的。尽管他们著作的体裁不同，但他们撰写史书的态度，选择史料的眼光，取舍材料的兴趣，品评人物的见识，叙述历史的文笔，竟是那么相似。仔细比较，塔西佗和班固共同的史学风格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以严肃的态度治史，广搜材料，博览群书，择优从善，力求客观。
塔西佗的作品，史料来源丰富。因其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关系，使他得以接触大量的第一手史料。“他搜集材料细致认真，亲自采访，并对传世的作品进行比较、核对。”班固的《汉书》史料来源充足，首先有司马迁的《史记》所述汉高祖至武帝时代的历史；其次有诸少孙、刘向、刘歆、杨雄等撰写的史记续篇；再次有其父班彪写的前汉史书十余篇。但班固不满足于上述著作，决心独力编著一部囊括全部西汉史事的完整著作。做兰台令史后，班固有机会查阅档案资料，潜心二十余年著书，他著史的态度极为严肃。塔西佗著作的史料来源曾有人质疑，但汤普逊认为，塔西佗“是一位严肃的罗马旧派人”，“塔西佗是罗马史学中最伟大的名字，可以和希腊史学界的修昔底德比美”[1]，而修昔底德是以治史严谨著称。塔西佗采集和筛选材料，也是极严格的，颇与班固相像。
其二，塔西佗和班固都以道德家的眼光审视历史，注重史学的社会功用，寓褒贬，别善恶，发于心而行诸文。
塔西佗自称他写历史“既不心怀愤懑，也不意存偏袒”[2]。但他的作品实际上有一定政治倾向。塔西佗主张尊重历史的道德效果，相信历史的崇高性，不主张把毫无价值的东西载入史册。塔西佗“想通过历史记载，通过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在人们面前树立一面镜子，使他们能够检点过去，预防未来，扬善弃恶”[3]。塔西佗所有著作的出发点就在于此，他最为关注的是社会道德与社会正义的存在与否。
班固笔下的汉代历史，与司马迁笔下的汉代历史大不相同。班固的态度是拿封建道德教条为框框，用历史事实去适应那些教条。班固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思想“是非颇谬于圣人”。他自己用道德尺度衡量人物，把苏武的爱国气节，朱云的犯颜直谏，朱买臣的勤奋好学，张禹的贪财好利，描绘得十分鲜明。班固和塔西佗一样，强调历史的垂训作用。如班固揭露皇室、宦官、权臣的荒淫奢侈，塔西佗描写尼禄的暴虐无耻，都是一样深刻的。
同时，塔西佗和班固的著作中都贯串着正统思想，尤其班固，纯粹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进行教化，宣扬谶纬之学，神化刘氏皇权。《汉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封建正统思想。
其三，塔西佗和班固的著作都以文字优美见长。一是刻画人物笔调辛辣，二是语言风格典雅凝练。
塔西佗善于通过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人物的性格，他刻画的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例如，他用辛辣的笔调刻画提比略的宠臣谢亚努斯的丑恶嘴脸，描绘尼禄母亲的毒辣，鞭挞贵族们的卑鄙形象，皆深刻犀利。同样，他颂扬伟人的业绩，描绘高尚的人物时，更能显示出其驾驭文字的能力。如阿古里可拉的显赫、威武，日耳曼尼库斯的人品与军功，他都描绘得极其精彩。《编年史》中最具感染力的，是日耳曼尼库斯率军队途经当年瓦伦斯全军覆没的战场，大家看到的阴森凄厉之景象；还有描写罗马城的大火，以及阿格里皮娜遇刺的场景等等。
塔西佗是文章高手，他的文笔含蓄凝练，文约而事丰，言简而意远。他也像李维那样，“保持了古典史学可作一代风范的高度文学水平。无论叙事还是抒情，文笔都优美典雅、生动鲜明，尤善于烘托环境，于人则形神鲜明，于景则诗意盎然”[4]。他的作品“思路完密，用词丰富多彩，含义深广，结构错落多变，不落俗套，从而以他的苍劲有力，典雅精确的风格在古典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5]。
再看班固的《汉书》。首先，在忠实于历史的前提下，班固塑造了一群很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有些篇章传颂至今，如《苏武李陵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赵充国传》等。班固长于刻画人物，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庶民百姓，在班固生花妙笔下，栩栩如生。
对于政治家，班固不仅记其事业大节，而且善于描绘其性格特征和思想。对于反面人物，班固用辛辣的笔法，精心描摹其丑态。对于英雄人物，则极力予以颂扬。因此，班固的文章让人百读不厌。
另一个特点是，《汉书》的语言古拙典雅，“以矩矱胜”。“唯其以矩矱胜，故其规划布置……亦往往于其复乱庞杂之间，而有以极其首尾节奏之密。”[6]《汉书》“省文约字，事溢于言外”，叙述历史发展趋势，脉络清晰；描写地理环境，语言简洁；记录政治事件，则跌宕起伏，有声有色。
其四，塔西佗和班固史学思想深刻，品评人物见解独到，于叙中有议，又不以论代史。对不可信的材料存而不论，不以讹传讹。
塔西佗和班固撰写的都是断代史，但二人视野开阔，高屋建瓴，以通史的眼光审视历史变迁。对历史人物，塔西佗在叙述时少不了要议论，或褒或贬，见解深刻。同时，他也能揭示英雄人物与时势的关系，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班固的作品体大思精，揽数千年于笔端，人物、典制、政令、天文、地理、艺文、食货、礼乐、刑法无所不包。班固广泛评价了文臣、武将、谋士、廉吏等各色人物在西汉政治中的作用。
塔西佗无论对前人作品中的材料或自己采访所得的材料，都慎重挑选；对于矛盾的材料，塔西佗决不妄加评断。对两种说法没法作出判断时，他就将两种说法都记录下来。这反映了塔西佗作品的科学性，也反映出他的史德。
班固写《汉书》时，现成的史料很丰富，但班固的处理方式较为可取。他认为正确的材料，就原文引述；认为部分可靠的，就进行改写；认为完全不可靠的，就彻底抛弃，这是班固的史识之所在。
其五，塔西佗能正确对待野蛮民族，认识到罗马人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重要性。班固亦能写《西南夷列传》、《西域传》，以较大篇幅叙述边疆民族的生活，这是可贵的。
塔西佗笔下，不管是罗马人还是蛮族人，只要有业绩或道德高尚者，都可记载并传于后世。《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中“关于日耳曼人各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材料都是极其可贵的”[7]。从中丝毫看不出对蛮族有轻蔑和侮辱的语言。“相反，他赞颂日耳曼人的自由、勇敢和纯朴的作风，对勇敢善战的蛮族将领给予很高的评价。”[8]塔西佗认为蛮族部落中有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及他们纯洁朴实的品格，并把这些与罗马社会的堕落腐败、淫荡虚伪作了鲜明对比。[9]
无独有偶，班固也重视对边疆地理风貌及民族生活的记载。班固“合并《史记》的有关列传而成《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于西南夷传增益史事几乎一半，它承袭了《史记·匈奴列传》，而增益史事约五分之三”[10]。班固又“创立了《西域传》，记述了今新疆境内各民族、城邦的风土、户口和道路远近，记述了安息、大月氏、大夏、犁轩、条支等中亚、西南亚国家的历史。无论在国内民族史或中亚、西南亚古民族史的研究上，《西域传》占了重要的文献地位”[11]。塔西佗和班固有如此眼光和胸怀，难能可贵。
其六，塔西佗的作品，以演讲辞、格言、对话穿插其中，构成史书的一大特色。班固的《汉节》则广收优秀文章，于“博洽”之外又增色添彩。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历史》、《编年史》中，有大量的对话和演讲辞，他叙述历史的方法“是演说家的方法……他把自己的语言借对话者之口说出。我们读塔西佗的作品，演说和对话的段落随处可见。同时，他的作品中格言警句也俯拾皆是”。下面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如“国家极端腐化之日，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时”[12]。“强权决定一切时，道德和公正只是加于强者身上的美名”[13]。“最坏的皇帝固然希望取得绝对的专制权力，但甚至最好的皇帝也不希望他的臣民自由得太过分”[14]。“在最容易产生美德的年代里，美德才最能为人们所尊重”[15]。“假的东西只能靠着行踪不定和扑朔迷离为自己打掩护”[16]。“无辜者敌不过人们最初对他的不友好态度，这是常有的事”[17]。
班固的《汉书》中，也收录了大量的优秀文章，有诏书、奏章、对策、辞赋、书信等，内容广泛。如贾谊的《治安策》、严优的《平匈奴三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孙弘的《贤良策》、晁错的《募民徙塞下疏》、邹阳的《狱中上书》等，还有大量的诗赋。这些文章既涉及政治得失、民族政策、经济措施，又包括歌功颂德、咏叹身世、抒发理想的内容等。众多的文章为《汉书》增添了文采，“使其叙事简明而详实，立论义赅而理丰，传人准确而生动”[18]。
以上所述，是塔西佗和班固史学风格的独特之处，也是二人风格相似之处。塔西佗与班固史学风格的相似，源于他们个人出身、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相似性，也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罗马帝国前期和东汉初期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有关。已有学者论及汉代班固的成才背景，也有人分析过塔西佗的生平及身世，本文不再重复。
当然，也要看到塔西佗和班固史学成就的不同。班固开创了断代史的格局，有体例上的创新，塔西佗在体例上沿袭前人；班固《汉书》的史料来源问题很少有人怀疑，塔西佗则不同，他的《编年史》、《日耳曼尼亚志》中有些记载不准确，后世史家多有指责；塔西佗和班固的作品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这是十几年前修《世界史的理论与方法》课程之后写的小论文，曾发表在专科学校的学报上。那时以手写的稿件投寄给编辑部，编辑部的打字人员录入排版，也没有让我校对。出刊后寄给我，其中的错误之多让人吃惊。我一直想还原本文的真面目，现在把原稿收录于此。）
【注释】
[1]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5页。
[2]塔西佗：《编年史》译者序，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郭长刚：《塔西佗史学特点简析》，见《史学论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5]同上。
[6]茅坤：《茅鹿门集》卷一《刻〈汉书评林〉序》。
[7]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8]刘启良：《塔西佗的史才与史德》，刊于《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44-48页。
[9]同上。
[10]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刊于《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63年第4期，第1-26页。
[11]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
[12]塔西佗：《编年史》。
[13]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14]塔西佗：《历史》。
[15]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16]塔西佗：《编年史》。
[17]同上。
[18]许殿才：《〈汉书〉典雅优美的历史叙述》，刊于《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38-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