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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罗马史的名家众多，相比之下，J.C.斯托巴特并不为人所熟知。J.C.斯托巴特的著作除了《光荣属于希腊》，就是《伟大属于罗马》。《伟大属于罗马》的第一版是1912年出版的，1920年再版，1934年出第三版，在第三版的基础上又重印6次。1961年出版的是修订后的第四版，该版重印5次，最后一次是在1987年。也就是说，《伟大属于罗马》上世纪前后再版、重印过15次。其中，罗马史专家H.H.斯卡拉德、W.S.马基尼斯参与了第四版的校订，在书中补充了一些内容，增加了一些图片。斯托巴特声称本书是为“那些并非专家的读者”而写，但这本书的多次再版，说明肯定有一些重要的甚至独到的见解。尽管这本书多次再版，我们却很少见到关于作者斯托巴特以及《伟大属于罗马》的介绍或评价。

《伟大属于罗马》篇幅不大，全文共分六章：“罗马的起源”、“征服”、“共和国最后一世纪”、“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的成长”。在这本著作中，斯托巴特开宗明义指出：人们对罗马的“伟大”，认识或重视不够。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指出两个基本原因：其一，塔西佗带讽刺的批评、苏维托尼乌斯对帝王丑闻的夸张描述，对后世读者产生误导。其二，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巨大影响，使人们一开始注意到的是与这个帝国衰亡有关的事件，进而探究帝国崩溃的原因、帝国衰亡的原因，导致人们大多不去欣赏罗马的伟大和进步。

先说第一个原因。斯托巴特认为，“由于大史学家不赞同帝国政权，早期帝国的恶名就主要是在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笔下传出来的。塔西佗用讽刺式的短语批评帝国，苏维托尼乌斯用丑闻诽谤帝国”。“还有更令人意外的是，研究罗马历史的最伟大的现代史学家也具有讽刺挖苦的才能，这种倾向的遗传，使得吉本延续塔西佗的方式，用他的笔蘸着与塔西佗一样的墨水，写出挖苦式的文字。”^[1]斯托巴特的理由是：“几乎所有罗马作家都受过修辞训练，都倾向于厚古薄今，其中许多人有讽刺挖苦的癖好。”作者进一步说：撰写罗马史的人没有几个是公正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多少对罗马帝国持同情态度的史家。几乎每个有想象力的人一听到希腊的名字就激动，可真正热爱古罗马的人不多。一提到罗马的名字，人们首先会想到竞技场“哥罗赛奥”，想到基督教殉道者面对尼禄的屠刀临危不惧。另一方面，“罗马长期以来是讽刺作家和悲观主义者的操纵场。不幸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仍难以摆脱他们的论断，仍不能用全新的眼光去阅读罗马史。有全新眼光，你就不会跟着那些权威作家走，他们其实都站在退化论的立场上。进步的观念在古代世界是陌生的，罗马人尤其愿意相信他们的黄金时代在他们之前，不可避免地要从不喜欢的证言中推断出原理。大多数罗马文人和贺拉斯一样，他们相信‘一代不如一代’”^[2]。“我们阅读描写帝国的书得到的悲剧主义印象，既来自历史学家也来自历史本身。《奥古斯都时代的历史》的作者们，是一些气量狭小的作家，他们依据君主对待元老院的态度和做法给不同的君主贴上好的或坏的标签。这些历史学家深受苏维托尼乌斯的影响，他们详细讲述流言蜚语，会形成偏狭的政治判断。流言没有多少是可信的。如果他们决定谩骂某位皇帝，他们就重复叙述那些苏维托尼乌斯描述过的关于提比略或尼禄的丑闻。”^[3]总之，“古代史家宁可去记录一些对蛮族部落的小胜利，或者罗马街道上的闲言碎语，他们很少谈到经过一代人努力把罗马世界从混乱状态转变为斯特拉波和普林尼笔下所写的那种和平与繁荣景象而做的持久的管理工作。于是，我们的眼睛只能盯着罗马皇帝和朝臣们的罪恶和愚事，直到我们得到一个由恶人和蠢人的反复无常而导致腐朽暴政的印象”^[4]。

再看第二个原因。斯托巴特认为，由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影响深远，吉本引导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罗马的衰亡，而不是其他的事件。这样一来，“罗马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是一个令人震颤的警戒。我们看到的罗马，首先是一个走向崩溃的共和国，然后是一个持续了五百年左右的衰朽过程的帝国”^[5]。

斯托巴特一个尖刻的说法是：“罗马衰亡的史例表明，与其说是英雄或某种自然力创造了历史，还不如说是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理由是：到共和国覆亡为止，撰述罗马共和国史的没有一位是本土产生的伟大史学家。当时处于可怕的内战中，人们对远古英雄寄予理想主义的愿望，于是对所处的那段历史留下一幅彻底堕落的阴暗图景。正因为人们首先想到了罗马的衰亡，所以后世的各类研究者致力于探究罗马衰亡的根源，可以说，在关于罗马为什么衰亡的问题上倾注了过多精力，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对罗马衰亡的阐释，真是五花八门。道德家说，“罗马由奢而败”；基督徒说，“罗马亡于异教徒”；吉本说，“罗马因基督教而亡”；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结论是：罗马的灭亡应归咎于谷物自由进口；自由贸易论者则认为：罗马贸易承受着巨大的负担，因而导致帝国衰亡；和平爱好者认为“军国主义”导致罗马衰亡；鼓吹募兵制者认为“罗马忽视了兵役制”。就罗马衰亡史，社会学家、自由派、保守主义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立场，得出多种多样的结论。^[6]相反，罗马是如何崛起的，罗马人是如何管理一个大帝国的，罗马人的文化中有无创造性，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

关于罗马的伟大，斯托巴特强调了两个方面。

首先，罗马在文字与文学方面有贡献，罗马人在建筑艺术、肖像技术等方面超出希腊人。由于后人过于强调希腊文化的影响，故而对罗马文化的创造性重视不够。

希腊文化人人知道和理解，真正的古典学者是希腊文化研究者，“但拉丁文化似乎没有牢固地构建起来，热爱拉丁文化者也缺少自信”。作者反问：“除了共和国后期和屋大维时代的拉丁诗歌，拉丁文学在哪一方面能与希腊文学的知名度相比？那么，拉丁语研究黯然失色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分析：原因之一或许是过去的学校教育和考试中那些学究式的教师和语言学家对拉丁语的滥用；但另一个原因是后人发现了希腊文明，知道拉丁语源于希腊语，拉丁文是从希腊文派生出来的。斯托巴特的判断是：“罗马人就是天生的语法学家，受过教育后成为演说家。因此，拉丁文从本质上说适合教室里使用，也适合所有想学习和研究词汇的人使用。词汇毕竟是表达思想的，拉丁文是最好的基础训练。语言依语法规则而行，规则支配词语的曲折变化和人称、数、格的呼应。依据规则，整句话才合乎逻辑而且优美地构建起来。在所有语言中，拉丁语是对翻译家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回报。”^[7]

多数人承认：罗马的艺术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提供了大量的灵感，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通过临摹古典作品而学到了艺术；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直接就是模仿奥古斯都时代的建筑。“但随着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在19世纪的诞生，学者们变得习惯于径直跨过罗马时代，或把罗马时代看做希腊衰落的一个阶段。”^[8]以那种观念去看罗马无疑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后来人们试图避免这种认识。“维克霍夫（Wickhoff）和里格尔（Riegl）认为罗马艺术本质上有一个实体，不仅仅拥有它自身富有特色的优点，而且在许多方面超出了希腊艺术。对这样的先驱们我们应有非常深的感激之情。这些评论无疑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罗马艺术中真正的业绩和进步。但整体上他们没能证明实际情况，似乎只是旁观者所见。

斯托巴特得出的结论是有道理的，他说：“罗马帝国建立之前，罗马的艺术大多是搬用希腊的，在那个时期没有多少新创作的需求，新建的庙宇比较少。当时艺术家分散于西亚的黎凡特地区，被吸引到罗马的人并不多。但是，当奥古斯都决定要建一座大理石的罗马城的时候，新建或修复庙宇达80多座，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建起的拱门、剧场不计其数，必定有大批来自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艺术家汇聚罗马，由此开始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希腊—罗马艺术’的艺术。也就是说，希腊艺术家的作品满足了罗马的需求，新的需求促进了艺术的向前发展。”^[9]

罗马环境对艺术的主要影响是使艺术总体上停止了其为宗教服务的功能，变成为世俗生活服务。罗马人的肖像技法有现实主义传统，为杰出的死者制作蜡像的风气使这种现实主义肖像技法得到激励和培养。因此，在装饰罗马著名的和平祭坛时，希腊艺术家中那些本来会制作神像或塑造理想化崇拜对象的人，被要求制作当代人的肖像。“这种现实主义的肖像雕塑艺术，一般认为是古代罗马人对艺术进步所作的伟大贡献。它也能表明，这些艺术作品的任何部分都是本土的艺术家完成的。目前的证据都支持希腊艺术家是原创作者的观点，但罗马人可以得到‘需求现实主义甚至激发现实主义灵感’的赞誉。”^[10]

“如果我们确定把写实主义看做是罗马人对艺术史作出贡献的依据，这样做会是对罗马的极大肯定。”罗马的建筑显然是希腊—罗马艺术的“合璧”。罗马那些被毁坏的纪念物，以及今天虔诚的旅行者可以直接参观的许多杰出建筑，都是奥古斯都时代修建的。罗马建筑技术上的革新，包括降低多利亚柱的高度、突出那些细微的凹槽，这些凹槽使柱体优雅，也靠它表现力度；这些革新使柱体不至于笨拙，柱体放置于柱脚上凸显柱身的高度。不过，罗马人宁可使用更为浮华的科林斯柱，即带有华丽的叶饰柱头的柱式，这是一种希腊人较少使用、并不常在外部使用的建筑样式。

其次，罗马人实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梦想，归化了东方；罗马人也把文明带给了西方和北方的蛮族；罗马的行省制度和对疆域辽阔的大帝国进行管理的经验，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斯托巴特用较多的篇幅描述罗马人如何费尽周折征服东方，又如何深入西部和北部的蛮族生活地带，把文明带到那里。一般罗马史书中主要描写奥古斯都、马可·奥利略、图拉真皇帝的对外征服，斯托巴特则注意到提比略、克劳狄、卡里古拉等皇帝统治时期的对外征服，并用一定篇幅进行介绍。斯托巴特也认为，罗马征服获胜的原因是罗马人在战争中掌握了新的战斗组织。“靠这种组织，罗马注定要征服世界。在罗马人打仗的那个时代，军队意味着一道坚固的防线，士兵一排排肩并肩站立，拿着长矛提着盾牌，直逼敌方的军阵。在冲击时主要依靠整体力量。”^[11]

不过，斯托巴特在书中重点阐述的是罗马对整个帝国的管理。“现在从地理学的角度快速审视罗马世界，我们会看到有条理的彻底的重建和恢复工作，使得这种统治成为文明史上最仁慈的统治方式之一。”^[12]“这个伟大帝国的建立，不是仓促地或不经意地被布置停当的。虽然体制脆弱，全依赖一个生性平和的人物，但奥古斯都花费了他漫长统治的一半时间忙于国事，在外时间比在家里的多。他以不知疲倦的精力与叛乱分子作战，组建和改革管理机构。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对他工作的这一部分注意得不够。”^[13]斯托巴特指出：差不多整个欧洲和大部分亚洲与非洲一度会被一个人所统治或一个机构所管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它几乎被罗马帝国实现了。这个“世界性的”国家几乎是一个事实，有几个图拉真和哈德良就能完成。随着罗马大道通向大地的四个角落，帝国的官员们沿路旅行、军团沿边界聚集，在西班牙征募的士兵被送到不列颠服役，领土观念、现代国家由此而来并开始发展。

罗马对帝国的管理和统治有许多经验。“除了帝国的罪恶之外，整个帝国时期的物质文明在平稳地提升。例如交通运输、公共卫生、治安、供水、工程、建筑等。罗马的现代城市正在使用当年供应帝国城市的九条宏大的高架水渠中的三条来提供饮用水。使现代欧美的旅馆变温变暖的热水供应系统，在公元1世纪的每个舒适的别墅里普遍使用。公元200年时的教育比公元1850年更为普及也更容易让穷人接近。图拉真所使用的攻城炮，可能与沃班（Vauban）加农炮一样有威力。”^[14]奥古斯都建立了帝国邮政，有驿站和分程递送的系统。车船和马匹由沿途地区居民供养，携带着公文的帝国邮差被允许使用这些交通工具达到快运目的。通往阿里米努姆的大路，即弗拉米尼大道，是奥古斯都修造的。他用美观的大理石桥和凯旋门装饰这条大道终点所在的城市（阿里米努姆）。奥古斯都自己写了一份关于意大利状况的报告，普林尼承认引用了这份报告作为依据。在意大利整个漫长而重要的历史中，其他时期是否曾享有过像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这样的和平与繁荣，还是值得怀疑的。

罗马帝国史表明，真正的“属于罗马的伟大”胜过战场上取得的所有胜利。“罗马真正的伟大就在于它不可屈服的活力，注重实践的良好意识。”^[15]“罗马人能够运用其天生善于处理事务的能力，发挥命运指定给它的把自己的文明传播到整个欧洲的作用。如果历史学家允许，我们会高兴地把注意力从战争和放逐等事务上移开，转而研究罗马当时实现的和后来实现的渗透到帝国各个角落的平静而有益的工作。如在埃及疏通运河，在高卢种植亚麻和鼓励制陶业，在非洲灌溉并教游牧部族摩尔人学会农耕，使野蛮的伊比利亚人会开矿和编织，在各处修建高架渠和条条道路，建立一套邮传制度并使陆地和海洋保持安宁。这种专制制度可能一直是为自己的利益实行的专横的管理，但它给被管理者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16]事实是，“当时欧洲的大部分一直是在和平中进步的，整体的文化和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也达到直至19世纪之前再没有看到过的那种文化和文明程度。随便扫一眼行省城市里的碑铭，可能留给我们一个比历史学家的说法更为真实的印象”^[17]。

斯托巴特的著作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罗马文明不是希腊文明派生的，罗马文明与希腊文明是并立的。

在《伟大属于罗马》的开头，斯托巴特说：“雅典和罗马并立而为西方文明的双亲。‘双亲’的比喻是非用不可的。罗马显然是阳刚而强健的，希腊则更具有美丽、迷人的天质。罗马是靠物质的征服和统治，希腊则轻易地屈服于罗马的强势，而后，被罗马征服过的希腊报复性地通过自身人性的魅力轻易地主宰着罗马。”^[18]

斯托巴特认为，“罗马和希腊之间的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在许多方面，它们显然同属一个大家族，尽管我们不再像19世纪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那样，随意说‘雅利安语系’和‘印欧语系’，但那里仍留存着语言、习俗甚至服饰方面明显的亲缘关系。两个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可以被看成地中海文化不同阶段的展示台，地中海文化可能在一个共同的土著血统基础上，受到入侵部落和地理条件多方面影响而形成”。“雅典人思想丰富，充满探求精神，因而富于创造，爱好新奇之物，崇尚精神高洁和身体强健；罗马居民不易激动，保守，注重传统和法规，严肃和责任感是罗马人的最高品质。”^[19]

斯托巴特的看法是：早期罗马人从埃特鲁斯坎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就在埃特鲁斯坎人统治时期，罗马变成了一座城市，不同的定居者联合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如果说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沿城市外围修筑的城墙已算较晚的，那么，至少埃特鲁斯坎人加固了防御工事，挖沟渠排干了沼泽，使得罗马广场变为适合人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埃特鲁斯坎人可能首次把人格化神

引入罗马，并推广了占卜术。罗马的一些徽章标志，应归功于埃特鲁斯坎国王，后来的文职官员使用紫色宽外袍、象牙色的权杖、专为显贵留出的座椅、侍从官的棒束与战斧（法西斯），可能也要追溯到这一根源。艺术方面，是埃特鲁斯坎艺术家为新建的卡皮托林神殿绘制了赤褐色装饰，也雕塑了朱比特神像。在埃特鲁斯坎人统治的时期，罗马发展为一座重要的城市，在此形势下，公元前509年以商业闻名的迦太基城与罗马签订条约。当时罗马文化中“借用”外来的东西很多，但罗马在种族、语言和制度方面基本上保持了拉丁特色。

斯托巴特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是罗马作家和史家笔下的罗马人，不是真正的罗马人，我们对罗马历史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

按照斯托巴特的说法，“在拉丁文化飘拂的长袍下，我们的视野里看不到真正的罗马人”。研究和考古发掘的进展，扩大了重新认识和区分罗马人的范围和手段，因为对希腊人的认识和研究已经取得成果，要找到真正的罗马人是可能的。“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要谈论罗马和描述罗马人，可我们对罗马和罗马人的真正了解是多么欠缺！普通的真正罗马人对我们来说是相对陌生的。他确实不会居住在梅西纳斯（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者）那样的豪华居室。那么他住哪儿？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我们能判断他的语言至少不是西塞罗使用的语言。可能他既不害怕也不讨厌尼禄那样的皇帝。最近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揭示罗马真正的民族艺术的存在，或在意大利土壤上产生的任何一种艺术的发展。它与早期希腊文化没有联系，而是独立发展的。”^[20]我们可以判断，罗马人那种顽固坚持合法秩序、坚持古老习俗的秉性，与追求新奇的希腊人有很大的不同。现有的情况是，整个艺术、宗教、思想、文学领域，希腊人的影响湮没了罗马土著发展的踪迹，我们满足于把罗马文明看做是希腊文明的派生，仅仅在欣赏着“罗马如何完成了希腊思想的使命”。事实上，公元1—3世纪才是罗马史的重要部分。如果文明的进步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公元前2世纪之前的罗马史，也很少直接进入我们的视野。当罗马人第一次与希腊人建立联系时，他们仍是落后的，几乎没有文学、艺术、工业或商业。“罗马史的早期阶段仅仅是开篇前导”^[21]，后来罗马的发展才是关键的，可惜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

阅读《伟大属于罗马》，感到作者有不少独特的见解，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所作的结论有说服力，精妙的比喻、富于变化的语句也是本书的特色。不过，作者滔滔不绝地发表对罗马史家的评论、振振有词地颂扬古罗马人的功绩时，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矛盾的地方。第一，作者反复强调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等人夸大了皇帝们的罪恶，并认为他们是有意为之。顺着他的思路，我们得到的信息应该是冤枉了罗马帝国前期的皇帝们，但作者分明承认尼禄既奢侈淫靡，又道德败坏；作者也承认提比略和克劳狄都有自身的弱点，而卡拉卡拉的残暴也是不容否定的；至于帝国的衰落，无不与皇帝们的失德和统治失策有关系。也就是说，罗马史家所记载的不完全是捏造和诬蔑之词。第二，作者似乎承认维克霍夫等人关于罗马艺术独创性的观点，又说罗马在“建设能力”方面取得的进步超出希腊，但建筑主要以希腊模式为主，许多工艺还是采用希腊的。作者只不过提出一个折中的说法：共和国时期罗马基本上是借用希腊艺术，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出现改进希腊艺术以适应罗马需要的东西，即“希腊—罗马艺术”。

《伟大属于罗马》一书的不足之处，还包括用现代术语进行的“比附”。例如，克伦威尔、克雷默勋爵这些近现代历史人物，作者信手拈来就用；又如，以中国满清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国万里长城与罗马哈德良长城相比；还有，说着说着就从古罗马扯到现代英国的事情。一方面显得作者通古博今，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随意。读斯托巴特讲罗马的书，就像是最近几年中国听众听“百家讲坛”的某些学者讲三国和讲清朝。有人可能觉得过瘾，有人觉得不够严肃，不属于学术。从这个意义上看，作者说他为“那些并非专家的读者”而写，不完全是谦虚。

（附注：J. C. Stobart，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Sidgwick and Jackson，London；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87.）

[1]J.C.斯托巴特：《伟大属于罗马》，纽约，198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