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胡适不是博导”

胡适除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他还获得过35个荣誉博士，可以称得上中国获得“博士”最多的人。可是胡适从来不是“博导”。当时的大学还没有完善的三级（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制，那个时代人们似乎满足于教授职称，不必要造出一个更高的头衔。无论怎么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有教授，没有“博导”。

今天很不相同，“博导”已经成为一种头衔，一种高于教授的称号，一种特殊荣誉。普通老百姓还以为“博导”是某一级别的官。中国的博导们，没有一个不在自己简历中于“教授”之外加“博导”二字的。在中国当今的高校，你如果仅仅是教授而没有招博士，表明你水平不够高。据说有的期刊明确规定，凡是博导投来的稿件，不经过审稿阶段，可以直接采用。至于申请科研项目，申请表格中要求填的栏目有“是否博导”。如果是博导，自然被认为完成课题的能力最强、水平最高。这个社会真有趣，什么都能和官阶、级别挂起钩来。学位本来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种，现实中许多人（包括某些高校的管理干部）把“博士后”当作最高学历，于是有了四种“学位”。职称本来只有助教（助讲）、讲师（助研）、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但一般人心目中又变为六级，在副教与正教授之外有硕导、博导。把职称晋升当作科长升处长、处长升厅（局）长一样，成了一层层官位式的台阶，这种普遍的“套路”，大家一边批评，一边往里钻。

由此推演出与之相应的逻辑：博导比硕导有学问，教授比副教授有水平。博士后比博士有知识，硕士比学士懂得多。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但人们就爱这样排座次。我们是等级观念很强的社会，没有等级怎么活？局外人一听到“博导”头衔往往肃然起敬，一提到博士往往万分羡慕。真正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人都十分清楚：达到多少篇论文（刊物级别有规定），多少专著（出版社级别有规定），主持多少科研项目（经费多少有定数），就可以达到教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荣升”为“博导”，往往并不取决于实际学问水平。就算能代表水平，现在大多数博导研究的范围以二级学科为限，甚至在二级学科内研究其中一个不大的领域。所指导的研究生，只能就导师研究领域的某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取得一定职称后指导自己的研究生，选题的范围只能更小。

这种情形，让人最容易联想到胡适。胡适教授没做过“博导”，从没有“博导”头衔，但胡适指导过的学生，个个都比今天的博导水平高。傅斯年、罗尔纲、吴晗这三个“弟子”就是例子。严格意义上说，傅、罗、吴既不是胡适的入室弟子，更不是胡适的研究生，他们只是胡适所在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听过胡适老师的课，受胡适治学方法的影响。罗尔纲毕业于中国公学，中国公学的校长是胡适。罗尔纲得到胡适指导，是他在胡适家里给胡适的儿子做家教并整理胡适父亲遗稿的时候。吴晗念过中国公学，是受胡适影响的学生之一，被胡适推荐到清华半工半读，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傅斯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而罗尔纲、吴晗二人没有正规研究生学历。

胡适的本行是哲学和文学，史学是他的另一个研究领域。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著作的研究和考证，先秦思想史、古代哲学研究。但胡适“指导”过的学生分别走了不同的方向。傅斯年专攻史料学，学成归国后创办了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被誉为“中国的兰克”；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和清代兵制；吴晗则研究明史。若按照今天的惯例和现实，傅、罗、吴三人应该是研究文学和哲学比较擅长些，因为导师所能指导的，只有自己研究领域的，跨远了能指导吗？这里差别就显现出来了。胡适指导学生和今天的博导们指导学生，关键的差异是什么呢？胡适传播给学生的是方法和精神，今天的博导们大多数既无可以传授的方法，也无可传的精神，只能引着学生走进自己挖过的“自留地”，挥动头在墙角旮旯里挖。如果学生掌握的是方法，研究什么内容可以按照学术发展的需求，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文、史、哲、经济、艺术什么不能研究？倘若没有方法可学，只能跟在导师后面模仿，就算导师有一桶水，到自己手里最多有半碗而已。

所以我的感慨是：有没有“博导”的名分和头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能从你那里学到什么。胡适不是“博导”，但胡适指导过的学生个个成为大师级的学者。今天的博导多不胜数，但没有“导”出几个大学者。问题出在何处不用多问，事情本身值得深思。

人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幸福、快乐，这样的目标太大了。单就一个高校教师而言，教书和做研究两项任务，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高校，教学已经无足轻重，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如果没有课题经费没有“核心期刊”的论文，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而所谓的省级、国家级“教学名师”，多数是行政领导，并不讲课（网络上对这一现象已经评论过，此处不需多说）。至于科研，实际上就是不停笔地写书，不停地发表论文，不停地申报科研项目，结项后再申请新项目。管理部门有量化管理的多种招数，科研人员像走进一条无尽头的胡同，没法回头。从壮年到老年，从黑发如墨到银丝如霜，只要能动眼动手，便不可止矣。搞科研使人如此沉重，还值得追求吗？西安交大陈学凯教授认为，学问应使人飘逸，而不应使人沉重。我深以为然，但我们常常见到忙碌的教授，很少见到洒脱的教授。因为有“博导”、“学术带头人”这样的“圈套”诱惑、控制，哪有飘逸洒脱可言？我也欣赏北大文学院陈平原教授的说法：“有学问而不囿于学问，能文章而不限于文章。”知识、学问、情趣、逸致，大约应是统一的。当了教授，应该向往飘逸，直抒胸臆。当了教授，应该追求真学问，抱定“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的决心，重气节轻名利。至少应该像胡适那样，把做学问和培养学生当做伟大的事业。至少应该像胡适那样，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而不是夸耀自己官居几品、有多少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