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后记”到写“后记”

许多人把著作和博士论文的“后记”写得文采飞扬，读之让人羡慕不已。

写博士论文之前我读过许多本别人的博士论文，而且往往是先看后记，几乎所有的论文后记都表达同样的意思：“为查资料甘冒严寒酷暑，为写论文不畏艰辛，不仅自己付出辛劳和汗水，连同学朋友、妻子儿女也跟着受累；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但觉得并不轻松……”

说真话，我的体会不是这样。我出身农民，深知什么是艰辛；现在我的周围住着工人和商人，我深知什么是劳碌。从事历史研究和论文撰写要付出辛劳和汗水，但一名历史学博士生的艰辛，无论如何不能与农民的艰辛相比；一名历史学博士生的劳碌，不能和工人、商人的劳碌相比。对于一个坐在教室和图书馆里的人，对于一个不愁吃穿的人，谈辛苦谈艰难，显得有些矫情。按我的理解，真正的艰辛是付出而未必有回报，播种而未必有收获，投入而未必有产出。我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就完成一本论文；得到单位的资助，我的论文就能出版；这本论文不管有无价值，不论有没有读者，只要答辩过关，就能得到学位；有了学位就能得到职称，有了职称就能触摸到诸如工资、津贴等“实惠”。在这个世界上，能这样旱涝保收的幸运之事有多少？我这样说，并不是夸耀自己的能耐——写论文没费太大的劲，而是不敢轻言艰辛。

“学问”二字，各人的理解不同，追求自然有差异。按我的理解，谁都可以做、随时可以做的，不能叫学问；可以做出一大堆、甚至可以“算斤论两”的，更不能叫学问。我完成博士论文，只算是“做完一件事”（一次科研训练），不能算是“做了学问”，离真正学问的门槛尚远。

我喜欢阅读别人写的“后记”，却不擅长写后记。一旦写下“后记”二字，心里的顾虑就很多。介绍自己研究的辛苦，似乎没有必要。如果没有辛苦，人人皆可信手拈来，何须“劳”我动手？介绍自己书稿的特色，似乎也没有必要，读者读完之后自然明白，何须饶舌？说自己完成了一部杰作，但阅读者觉得是一部拙劣的书稿，岂不是自打嘴巴？说自己的书稿不好，也显得虚伪。既然知道不好，为什么不研究清楚了再写？为什么不写好了再拿出来？既然如此作难，干脆不要写后记吧，又觉得有话可说。博士论文的来历还需要交代，写作过程中得到的帮助，也需要一一表明，并致谢意。

我不喜欢回顾过去，只想朝前看，但我走进了专门研究“陈年旧事”的行业，与自己的意愿相悖。为了写“后记”，不得已才回顾自己的经历。大学毕业时下决心研究地方史，但工作单位缺世界史教师，我服从安排教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全部精力转入世界古代史。后来到南开大学做访问学者和读研究生，几乎放弃研究地方史，选择希腊罗马史方向。硕士毕业报考博士，跨进西北大学中东所，成为中东文明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算是又一次转移。既然自己的研究没有连续性，做博士论文自然不容易！幸运的是我在黄民兴教授门下做学生，黄民兴教授除了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还努力帮助我选择适合我做的课题，大概是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选题已经确定下来。

中东可以研究的课题很多，为何选择中东近代经济史？理由之一是，避开热点，选择国内学者研究较为薄弱的问题，所以，研究近代中东，自然成了我的首选。至于研究经济史，纯粹为了和硕士阶段的研究搭界，硕士论文研究罗马税收，属于经济史领域的课题，现在研究中东经济史，算是有联系。研究经济史，没有经济学知识是不行的，但我自恃具备经济学基本知识。一个历史学“科班出身”的人，经济学的训练从何而来？我得提到自己十多年前的一段特殊经历：我参加工作不久，正赶上以“经商下海”为时尚的年月（1992年开始），经济学专业的一位教师当了我所在部门的领导，出于对我们几个年轻历史教师的“关心和爱护”，他亲自上门，给我们分析眼前形势和未来前景，劝我们及时放弃历史专业，否则会有饭碗之忧。那时心情很复杂，既羡慕别人学的好专业，痛感自己的“专业身份”不如人，但又舍不得抛弃自己辛苦多年装进脑子里的东西。无奈形势变化太快，经济专业的班迅速办起来了，而历史专业的班级暂时“缩招”，没有历史课可教。为了生存，一部分历史教师被迫改行进修经济学，我在改行者之列。等自己好不容易入门，对经济学有所了解，并给学生讲了经济学课程，有所收获时，我们的领导换了，开始认原来的文凭，我又回到历史教师行列。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西部高校，我有这样一段经历，也许显得离奇！我曾为这段抛开历史书的岁月惋惜过，但又为自己开辟了新“领地”而欣慰。经济学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知识和信息，重要的是观念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我第一次敢涉及经济史领域，敢从经济角度谈历史，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因祸得福。

在“商品经济”社会，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之难，不亚于“上青天”。走进高校历史系读书的学生，几乎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担忧过，甚至有不少人后悔过，这既然是事实，就没必要掩饰。说真的，我并不喜欢自己的选择，对待自己的专业只是责任大于热情。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学好历史是我的责任；当历史教师，讲好历史课是我的责任；搞历史研究，一丝不苟是基本的要求，就这么简单。至于前途，我不但时常忧虑，有时真害怕下岗的事情轮到我头上。许多人由于向往其他行业，往往“这山看到那山高”，我也向往其他行业，但我“这山看到那山低”，我总觉得其他行业比较容易做，其他专业容易学，尽管这种认识离事实很远，但这种认识给予我的是自信，甚至是自负。在学好历史、教好历史和认真研究历史之余，我不自量力地开辟新战场，努力阅读其他学科的书，虽浅尝辄止，但乐此不疲。可惜博士三年时间太短，学习任务和科研任务占据了全部时间，许多愿望未能实现。我的朋友把我的兴趣和我的名字联系起来，叫我“三心二意”。我每次捧着彭树智先生、黄民兴老师和王铁铮老师的著作阅读时，心里非常内疚，我忝列诸位先生的门下，但我没有像他们那样用心专一。

不过，毫不谦虚地说，我没有虚度时光，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了，而且无论什么环境什么场所，都能不受外界干扰。但我是个没有远大抱负的人，我只追求两样东西，一是有自由读书的时间；二是有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我把每一阶段（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都看做输入知识和信息的机会，因而前后读了三所大学；把每次做论文（不管普通论文还是学位论文）只当作一次训练而已，因而尽量变换不同的课题，尝试不同的方法。既然把做博士论文看做一种训练，拿出手的肯定是一个粗拙的有待于细细打磨的实验品。

博士毕业后，对博士论文做过修改，但大体框架未变，基本观点未变，只有小范围的调整。不做大的改动，并不是对论文的自信；恰恰相反，在继续读书和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之前，我不敢轻易去碰它。论文选题很大，也无章可循（国内没有研究中东近代经济的现成论著）。按彭树智先生的说法，这个题目足够我挖掘十年。对我来说，即使花费十年工夫，也未必能把其中一些问题研究深、琢磨透。以现有的水平，只能制出这样的粗糙产品。我不敢过高期许，量力而行：既不为难自己，也不虚张声势，为自己壮胆。

细想起来，从进大学接受专业教育，再到当教师、读研究生、做博士后，走过20多年的路程，对于历史这门学科，至今仍不得要领。总做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但过着“为稻粱谋”的日子；既出不了远门，也没读完书架上为数不多的那些书。我羡慕那些留过洋的洋博士，相信他们对外国问题的研究轻车熟路，不至于像我这样“雾里看花”。我羡慕那些有出国进修访学经历的人，相信他们的研究深得要领，不至于“隔靴搔痒”。我羡慕那些研究中国地方史的学者，他们号召“历史学者走向田野”，马上就能带着研究生走出校门，背起行囊去做社会调查。我相信他们的研究不至于“在故纸堆里抠问题”。而我，从未走出国门，却研究着世界史；我甚至能估计到，自己只能长期地闭门造车。细想起来感到惶惑。

当然事情还有乐观和满足的一面：多年的求学中我有幸遇到多位良师。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的渊博、西北大学黄民兴教授的敏锐，是我吸收不尽的精神营养。此外，让我终身难忘的老师还有：黄新亚老师、杨存堂老师、刘九生老师、陈学凯老师、郑庆云老师、彭树智老师、王铁铮老师等。在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门下四年，为我打下广泛的知识基础；王先生课堂上的宏论，至今仍回响在耳边。在西北大学黄民兴教授指导下修完博士阶段的学业，完成博士论文，使我得到严格的科研训练。

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走近陈晓律老师，我真正发现自己的浅陋，认识到自己的“心浮气躁”。研究报告的选题得益于陈晓律老师的指点。《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既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延续和拓展，又借助于南京大学的英国史研究优势。国内中东史的研究者众多，但专门研究“委任统治时期”并出版专著者暂时没有；英国史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尚无系统研究“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的专著出版。课题的选择，既让我免去“另起炉灶”的艰难，又填补了博士阶段研究的不足。做博士后的两年虽奔走于南京与太原之间，但没有放松研究，每隔一段时间，我把研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列出来，当面向陈老师请教，最后总算完成了博士后阶段的研究，顺利出站。

细想起来，读过别人的无数篇“后记”，觉得篇篇精彩。我自己写过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后记”，写的不怎么样。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出版时，又写了两次“后记”，基本上是照搬并缩略原有的“后记”，实在拙劣到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