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礼仪的产生

儒家审视礼仪的基点在周代，但不得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礼仪是如何产生的呢？不难记起，“无辞让之心，非人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第2691页上），辞让之心是礼仪的萌芽，“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第2749页上）；换言之，这个萌芽是天生地内置于人性细胞里的素质。众所周知，在孟子那里，人性的“四端”如果不加以后天的扩充，是无法成事的，即使是侍奉父母那样简单的事务也不行。所以，“四端”只能是“四端”，绝对不是成熟的样态；就礼仪而言，在人性的先天层面，绝对不是成熟的样本，而只是人具有辞让的苗头，而且这是个人的情况。这是首先应该得到明确的。

在社会的层面，礼仪不是先天产生的，“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荀子·性恶》，第437～438页）。礼义法度即产生于圣人的“伪”，是圣人“积思虑，习伪故”的手艺或作品。用人性来作比喻的话，就是“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都是人的自然情性，是“感而自然”的方面，不需人事的外加。所以，“感而不能然”、“待事而后然”的现象或方面，就是“伪”的舞台和内容。

在性善论那里，虽然个人具有应对礼仪的天生敏感，但这毕竟不是礼仪本身；就礼仪产生而言，的确无法在人的本性那里找到其生发的契机。那么，不得不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圣人为什么要制作礼仪呢？由于人具有先天的好色、好利等自然情欲，要满足这些欲望，势必向外作一定的追求，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争执，最后导致混乱。所以，圣人制作礼义的一个最大现实动因就是为了避免混乱局面的产生；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荀子·性恶》，第440页）。所以，用礼义、法度来制御平衡人们的欲望相争，引导人的情性在正确的路径上发展，这都是出于治理的需要，而且是合于道的。因为，礼义本身又是紧紧地贴近人的本性，以保证“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第346页）的实践平衡的，使客观的物质与人的欲望的满足始终行进在相长的轨道上，这就是礼仪产生的理由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