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以道制欲

以上只是对欲望的一般性讨论，以及如何通过“节用”来达到不贪欲的运思，现实物产丰富的程度无法满足人们欲望，这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来实现社会的稳定？于是，思想家又运用惯用的伎俩，搬出了君子：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埶也；安燕而血气不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第35～36页）

“求利也略”就是在追求利益的问题上保持简略的尺度，做到体现“隆仁”的“贫穷而志广”，“杀埶”的“富贵而体恭”，“柬理”的“安燕而血气不衰”，“好交”的“劳倦而容貌不枯”，“法胜私”的“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在此，应该特别引为注意的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喜怒是欲望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过夺”、“不过予”显然也是遵循简略的原则后实现的自然结果。

“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的结果，“私”就是“私欲”，“法”就是“公义”即仁义之理。这里就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即从对欲望的一般论述，进到了以仁义之理对欲望的层面，而且把欲望说成“私欲”，而仁义之理就成了公法。显然，这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私欲”这一概念的，“公义”与“私欲”成为事实上对立的两极，而且树立了能够为了公法而牺牲自己“私欲”的典型的形象君子。但是，君子为何可能？“公义”代表什么？“公义”与人有什么关联？当我们质问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中国公私开始对立的现实印记，本来公应该是实现私的保证，是私人利益的保障，但现在这一切在原初的时点上就踪影荡然无存了。荀子虽然看到“欲”就是“私欲”的本质，并提出了“私欲”的概念，但一开始就把它置于与抽象空洞的仁义相对立的地位，否定了客观存在的公私所属不同领域的事实，是荒唐和昏庸的举措。

毋庸置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实际上就看到了对欲望节制的必要性，他认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12页），人到70岁已经经过无数的磨炼，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经验，因此面对、应对、处理具体事务时会非常自如即“从心所欲”，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无视客观而主观为所欲为，仍然必须依据“不逾矩”的规则。因此，面对欲望，“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第36），把“道”作为规范欲望的天平，从而实现有道而得。孔子这一思想为荀子所继承并发挥，荀子说：

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第429页）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荀子·乐论》，第382页）

穷尽欲望虽然“不可”，但追求可以“近尽”；去除欲望虽然“不可”，但可以“节求”；“近尽”、“节求”的基本标准就是“道”。在对待“道”和欲望的态度上，君子和小人正好相反；君子“乐得其道”，时时以“道”为依归来运作欲望，与外在境遇实现对接，达到的客观结果是“乐而不乱”；小人“乐其欲”，追求欲望，根本没有“道”存在的位置，在与外在环境对处时，注意到的仅是自己的需求，而没有客观外在环境的位置，达到的客观效果是“惑而不乐”；显然，君子是身心的快乐和愉悦，小人是身心的困惑和劳累。

“道”的内涵就是上面提到的“公义”，形下的样态乃是“礼义”。人有相同的欲望即“欲恶”（《荀子·王制》，第152页），欲望不能自然得到满足。所以，人必须向外追求，如果没有任何规则可依顺的话，在追求的过程里必然出现争斗，最后走向混乱。社会混乱是统治者所厌恶的。所以，他们制定“度量分界”，即“礼义”来明确人们的分际，一方面维持社会贵贱等级的稳定，按照不同等级的标准满足该等级序列里人的需求，保持欲望在人性轨道上运行的条件即“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另一方面则维持人需要与自然物产之间的平衡，使物产与欲望“相持而长”（《荀子·礼论》，第346页），也就是在人的欲望与“人之所欲”之间保持共作互存。

德行与欲望的对立，实际上，孔子就开了先河。孔子把“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第210页）作为解释“欲而不贪”的内容。在孔子看来，欲望就是“欲仁”而已，诸如“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第74页）、“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第129），都是具体的证明。只要“欲仁”，就可以“得仁”、“仁至”；只要“欲善”，就可以“民善”。欲望的讨论完全局限在仁德上这一根筋上，仁德以外的就是荀子所说的“私欲”，确定为需要完全禁止的对象，德欲已经处在对立的位置上了。

实际上，在欲望的问题上，社会的等级“礼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特权。所以，在原本的意义上，欲望是人的私人事务，针对人性内存的贪欲的因子，即使要加以抑制，也必须首先依据人性的特点来进行设计。但儒家的思想家背其道而行之，关注的首先是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和自然物产的现实，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社会等级秩序、自然物产作为“礼义”决策依据的考虑因素，但把人本身排除在外的做法，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毫无道理；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礼义”成为虚设，成为躯壳，中国后来的事实就是最经典的讽刺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