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仁的渊源

事实说明，一般民众与天帝完全在两个分隔的世界生活，人无法从外在的天帝那里得到任何形式的援助，自然也不注重向天帝祈祷和沟通对话，与此相应的设施诸如西方的教堂等也不见踪影。因此，中国人的事情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不能指望上帝的赐福。在道德哲学的长河里，反映这种现象的就是西周对道德的重视，诸如“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周书·召诰》，第213页上），下面的资料对这一点有较为准确的总结：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家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殷周制度论》，第451～477页）^[3]

道德仿佛制度本身，而本来应该在制度的大厦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其他部门反而受到冷落，这一开始就是不健康的，而我们历来以此为骄傲的做法显然也是非常值得反省和质疑的。

津津乐道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第28页）的儒学创始人孔子，自然不会忽视周代的制度文化特征。“从周”就是对周代制度文化的认同和选择，就是对周代“敬德”价值取向的肯定和高扬，这一文化选择，无疑也使儒学从最初起就驶上了单一的道德轨道；当然，周公的“敬德”也就变成了儒家对仁德的永恒追求。对“仁”的理解，有人赞成从字形上切入^[4]，有人反对，我赞成在字形上来理解。从词语学的视野出发，仁字左边为“人”，右边为“二”，“二”代表的是多数，所以，完整地说，仁昭示的就是人际关系。儒家思想家也是依循这个特点来界定仁的，诸如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第2774页下），仁就是人，仁的内容就是人的事务；楚简也认为“仁生于人”（《郭店楚简校读记·物由望生》，第209页），仁是从人那里生发出来的，这点在帛书《周易》和通行本《周易》的差异中可以得到佐证：

帛书《周易》曰：天地之大思曰生，圣人之大费曰立立，何以守立曰人，何以聚人曰材，理材正辞，爱民安行曰义。（《系辞下》，第524页）^[5]

通行本《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立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下》，第558页）

这里“人”与“仁”的使用是互相置换的。

中国人重视的仅仅是人类社会的事务，没有给上帝在人类社会的普通生活中留下席位，现在看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当然，我们在“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的记载中，也不难推测出仁的登台，绝对不是从孔子开始的，在孔子以前就有记载历史实践的仁的事实。在总体上，仁指的是内在的德性，诸如“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尚书·商书·太甲下》，第165页上～下）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尚书·周书·泰誓中》，第181页下）里的“有仁”以及“仁人”，就是最好的说明。

仁的早期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它所显示的对祖宗的怀念之心，“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春秋左传·成公九年》，第1906页上）^[6]“不背本”的“本”，指的是本宗族的意思，引申就是宗本的意思，这里强调的是不背离祖宗，不违背根本；后面的“仁以接事”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的。不仅如此，而且强调“接事”的虔敬态度，诸如“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第1833页下），表示的就是这个道理。“出门如宾”是指出门好像去接待宾客一样，所以，穿着要得体，说明姿态要整齐；“承事如祭”昭示的是承担具体事务时，仿佛承办祭祀典礼一样，这要求谨慎有序，要按规范办事。这两个方面的整合就是仁德的规则。这一思想显然为后来的孔子所继承，仲弓向孔子请教什么为仁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就包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第123页），无疑，虔敬的最初的情感不是别的，就是祭祀祖宗时的情感，“在家无怨”恰好就是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