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面性把持

分析儒家道德哲学，不仅需要整体性审视的原则，而且必须依仗全面性把持的视野；这不仅要求以世界文明作为参照系，而且呼唤把儒家道德哲学放在中国道德哲学文化的整体结构里来加以认证，立足点是中国的现实。

（1）世界文明所传递的价值信息。我记得日本思想巨擘福泽谕吉有一句名言：“争利就是争理”。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表达的话，就是道理在利益那里。这可谓精当之极。令福泽谕吉本人捧腹大笑的事实是，不仅日本在利益的实现中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得到道理确认的不断满足，而且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演的正是Power就是一切的现代剧！这一切都是福泽谕吉名言的应验和确证。

我们可以用霸权主义来翻译Power，但显然是不准确的。Power是力量，对个人而言，可以理解为能力；对一个民族而言，可以理解为军事实力；拿发达国家而言，他们不仅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国民获取的人均收入也已经在3～4万美金，诸如美国就已经达到3．5万美金，日本也达到3．3万美金；这不仅显示了民众生命价值的提升，而且预示了民力的强大；显然，这是对少数发达国家有利的规则，因为，在本质上，民众个人在这些国家里自身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Power本身就是民力的凝聚，民力是Power的基础。但是，其他国家无力改变这一不尽如人意的游戏规则，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多少。在这一事实里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福泽谕吉这个精通儒家的思想家，为什么没有过分强调“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而提出了“争利”的课题？

（2）儒家道德哲学不是中国道德哲学之源。中国道德哲学的源头在道家，不在儒家，是老子最先演绎了中国“道”、“德”哲学的图式，道家道德哲学不仅具有普世性的特征，而且具有他人优位的特点^[4]。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儒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样式，其他学派的思想失去了改良和自然发展的机会和土壤，魏晋以后就看不到道家思想大的波澜了，以至这些学派的思想至今都没有得到作为资源而利用的公平机会，这是中国学术的悲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中国的事实相反，在西方受到重视的不是儒家经典《论语》，而是《道德经》。据统计，从1816年至今，出版的各种外文版的《道德经》已约有250多种；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这是中国人没有想到的，自然也一直是没有兴趣去加以注意的事情，这与我们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

不能无视的是，中国先秦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只有争鸣，才能维持张弛的活力。尽管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事实，是儒家以外的学派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而这一事实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实，并简单地归结为儒学本身的伟大，而忽视了宽广层面上缘由的追问。我们必须正视和认识这一事实，因为我们没有退路，就是现在认识到这一事实也不晚，这是作为中国人的责任。

（3）整体全面理解儒家思想的典范。在现实的层面，过分强调儒家思想威力的学者，往往死抱住日本、韩国现代化发展的事实，在他们看来，日本、韩国与中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这个正好可以证明儒家思想对现代化存在并能够实际产生的功效。事实上，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仅止步于日本、韩国在历史上与儒学存在过一些联系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了这些历史联系的具体演绎发展的轨迹，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对日本、韩国文化所持有的深在本质的精当认识。在内在实质上，日本、韩国对儒家思想做出了符合本国发展的解释和定位。就拿日本来说，中国汉籍的传入大约在6世纪中叶，它们最初只成为对上层人进行讲解的材料，圣德太子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刻苦学习的典范，把许多典籍活用到他的政绩中，他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不仅吸收了《诗》《书》《论语》《孟子》等经典的思想，而且也借鉴了《庄子》《韩非子》的思想。所以，毋庸置疑的是，在起点上，日本、韩国就没有把儒家思想当成中国文化的唯一存在或者代表，只是其中之一。

大家知道，在道德与利益的问题上，孔子是对立两者关系的，所以会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杀身成仁”等的说法，到后来的宋明理学，就得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结论。而日本接受中国思想重在贯通，譬如，精通中国四书的日本石门心学的始祖、商人伦理学家石田梅岩（1685—1744），就认为商人就是经商，经商是天下不可或缺的；在客观的效果上，商人的买卖，流通了商品，激活了经济，对天下是最大的辅助。但商人经商，跟工匠、农民一样，首先要保证生计，没有生计，无以立身。所以，商人经营的目的就是赢利；赢利绝不是淫欲和非道，没有赢利的话，不可能产生富裕。因此，商人的赢利同于武士的俸禄，没有赢利就同武士没有俸禄一样。他不仅等同商人和武士，而且赋予商人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武士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享受最好的俸禄，相对而言，商人的社会地位就比较低下。石田梅岩对利益肯定的思想，自然为后来福泽谕吉“争利”思想的提出，做好了最为切实的铺垫和准备。

另外，实业思想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当是日本思想家定位儒学的典型代表。我在这里提出《论语与算盘》，其一个主要原因是，一些学者在强调儒学的现实功用时，往往以《论语与算盘》为佐证，这实际上与上面提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忽视了日本对待儒学与我们存在着很大的相异性这一点。同样在利益问题上，涩泽荣一说：

我认为真正的谋利而不以仁义道德为基础的话，那么就决不会持续久远。这样说，搞不好也许会陷入轻利、不顾人情、超然世外的观念中。坚持这种观念，看待社会中的利益虽然未尝不可，但是人世间一般都是根据自身的利益而工作的，这样就会忽视仁义道德。而缺乏仁义道德，社会就会不断衰落下去。

说到学者们痛心的事，在中国的学问中，尤其是一千年左右以前时，宋代的学者也经历了像现在这样的情形。但由于他们倡导仁义道德的时候，没有考虑按照这种顺序去发展，完全陷入了空论，认为利欲之心是可以去掉的。可是发展到顶点，就使个人消沉，国家也因而衰弱。结果到宋末年受到元的进攻，祸乱不断，最终被元所取代，这是宋的悲剧。由此可知，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必须认识到，仁义道德搞不好也会导致亡国。（《论语与算盘·仁义与富贵·真正的生财之道》，第75～76页）

应该注意到话题的变化，这里是“谋利”在先，显然是在吸取中国后世儒学空谈道德而导致亡国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的结论。正因为视野不同，所以，对相同的《论语》，就品出了与中国人不同的味道，并得出了相异的结论。

日本是整体全面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代表，他们对儒家思想没有偏爱，这值得我们思考。如果仅仅看到它同我们同一个文化圈，从而一味坚信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存在无限功效的话，显然不是理性的举措。在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里，儒家过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看轻人本身生命的价值，这一行为本身就脱离了对人的本性所应有的客观的认识和把握，而把人过分理想化了，以这种人为对象而提出的道德，对生活里的人自然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有效的作用。其实，上面提到的海外新儒学的推重者，他们的起始点就是原始儒学的理想性，或者说远离现实生活，而海外恰恰具备了与原始儒学理想性相一致的现实社会条件。这是为一般人所忽视的问题。所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中国现代化的资源服务，必须在世界道德文明的域场里，遵行道德产生效用模式的轨道，与其他不同的道德模式样态实现科学合理的嫁接互动，才有可能。

最后，想说的是，作为研究生的教材，这里准备遵行的不是习惯的推进模式，而是采用问题专论的方式，以12个问题来对儒家道德展开具体的描绘，尽可能完整地勾勒出儒家道德的全貌，为学人简易而明快地把握儒家道德而提供尝试。

【注释】

[1]［美］亚瑟·亨·史密斯著、陈新峰译《中国人的德行》，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年1月。

[2]［日］涩泽荣一著、王中江译《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

[4]参照《综论》，许建良著《先秦道家的道德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382～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