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众所周知，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在中国思想史的舞台上都实现过辉煌，但是，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儒家思想，这对儒家思想家而言，应该是一个欣慰。不过，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对自己的学说似乎并不满意，也没有什么优越感。下面的故事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点：

有一天，孔子、老子和如来佛三位圣人在极乐世界里相遇，他们一致哀叹，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们优秀的教义在“中央帝国”没有什么进展。一番讨论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尽管他们的教义精妙绝伦，令人赞叹，但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榜样，人类就无法实践这些教义。因此，他们决定，分头到人间找一个可以担此重任的人。他们立即行动，四处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孔子首先遇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见孔子来了，老人端坐不动，只是请孔子坐下，和他谈起古代的教义以及今天人们对它的忽视。老人在言谈之中表现出对古代圣言了如指掌，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判断力使孔子极其高兴，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孔子准备告辞。但孔子起身要走的时候，老人却没有起身相送。孔子找到一无所获的老子和如来佛，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并建议他们也轮流去拜访那位端坐的哲人，看看他对他们两人的教义是否一样精通。老子先去，他极为兴奋地看到，这位老人对道教的熟悉不亚于老子本人，其口才与热情也堪称典范。老子也发现，尽管这位老人态度上极其尊敬，却一直坐在那里不动。同样，如来佛也获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功，老人还是没有起身，但他对佛教内在含义有着深刻的洞察，这是不多见的。（《中国人的德行·多元信仰》，第343～344页）^[1]

老人的不动，是因为他下身是石头，无法行动。这预示人们，儒家等学说只能饱其口福，无法在生活里实行，对此津津乐道的人，都是石头身，所以只能停留于口头。这是西方人对儒家等中国思想的评价，自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与道家、法家、墨家相比，儒家不该有不满足，尽管没有切实付诸实践的内力，但总是不失在思想意识领域统治地位的特殊待遇。可以说，儒家虽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却是一个不断在翻新的课题。众所周知，在一定意义上，称儒家道德为中国道德，也并非任何惊人之举，儒家道德实际就是中国道德的代名词。在这样的境遇里，儒家道德研究之多也就纯属自然、见怪不怪的事情了。本课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课题为研究对象，自然不是无视已有研究成果的事实，如果是那样，无疑是沽名钓誉地玩学术游戏之举了；以道德哲学为切入的学术视觉和平台，也不是追求标新立异之举，当然，也不是为了昭示儒家道德哲学阐释标的的重要性；仅仅想做的是，客观全面地审视儒家道德，让文献自身说话，以史引论，决不理念先行，人云亦云。

众所周知，中国不仅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正相反的学理追求，而且有对此谁是谁非的评价争论。显然，在六经与人的关系里，绝对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问题，如果一方决定另一方的推论成立，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将是对人自身的限制，对文明的狭隘理解，这是人本身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在人与六经的关系里，一方面人就是人，六经就是六经；另一方面，六经是人类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人是六经的创造者和见证人；因此，人可以通过六经来反观自身的文明进化历程，从而调适自己当下的生活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古老课题的不断翻新研究。虽然我们可以说，任何古代思想的研究都是当下的研究、现实的研究。但也不是说当下研究就可以无视古代文献的客观性，纯粹抽取只言片语而为我所用即所谓的“建构”。其实，严格而言，这样的行为不是真正的研究，最多也只能是想当然的行为，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因为，它缺乏起码责任意识的树立。但是，综观中国儒家思想的研究，就不得不感叹，我们至今都身陷这种大忌的旋涡之中，始终无法得到自拔。究其深层的原因，不外乎儒学国学化的不当定位，误把现象当成了本质，从而松懈了中华子孙静观自身的意欲，当然，随之失去的是优化、舒适自己的诸多机会。本研究将紧贴中国建设的客观现实，在世界文明文化的氛围里，对儒家道德思想做整体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