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逢旧友朱敦儒

回到临安不久，李清照听说朱敦儒在朋友的劝说下，终于应诏来到了临安。

在高宗诏对时，朱敦儒议论明晰，深得高宗赏识，被赐予进士出身，任秘书省正字。听到这些消息，李清照为之一振，非常欣慰。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能够在这里遇到曾经的朋友，真是难得的幸运。怀着激动的心情，李清照重新温习着这位朋友的诗词作品。

对于李清照来说，朱敦儒不是普通的诗朋酒友，李、朱两家有着深厚的交情。朱敦儒的父亲朱勃有着很高的诗歌造诣，李格非与朱勃在绍圣年间曾经同朝为官，对朱勃的才学十分仰慕，并且在撰写《洛阳名园记》时，往返于京、洛两地，与朱家交往非常密切。在李清照到达汴京的时候，长李清照三岁的朱敦儒已经是志行高洁的东都名士。在淄州的时候，李清照就听说朱敦儒被钦宗召至汴京，授予学官，但是朱敦儒以“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婉言拒绝。南渡之后，他先后在淮阴、洪州等地避难，最后在南雄州定居下来。高宗多次召见，朱敦儒这才到了临安。李清照与朱敦儒谋面的机会非常少，主要是以诗词神交，对彼此的诗词才华都非常钦佩。李清照曾经在杭州养病的时候，读到朱敦儒那首传唱很广的《水龙吟》时，倾慕不已。她对朱氏的这首词反复揣摩，不禁为词中的一腔忧国情怀所感染，刚健豪放的词风中展现出深厚的创作功底，深邃的语言中展现出厚重的史学积累。李清照的许多诗词深受朱敦儒的影响，就在前不久所作的《清平乐》一词就有朱氏的某种濡染。

那是夏日的傍晚，李清照在临安的居所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除了邀请朱敦儒一家外，她还请了弟弟李迒一家作陪。席间，他们回忆汴京的美好，谈论世事的变迁，不禁感慨万分，温馨的氛围中，他们重温着曾经的美好时光。时间确实能够改变很多东西，但是亲情、友情却是人生最珍贵的感情。

这一次在临安相遇，对于朱、李二人来说，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在日后的诗词唱和之中，二人不仅是强劲的对手，也是精神上的知己。李清照的词中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些伤感，而朱敦儒的词虽不能转悲为喜，但是基调平静和缓。

这一年，恰逢七夕过后，李清照独自一人漫步于苏堤岸边，来到花岗金鱼池畔，看到鱼戏莲叶，忆起自己与赵明诚相伴赏花、吟诗作词的场景，禁不住潸然泪下，便写了一首牛女相思词。当朱敦儒读到这首词时，他明白，悲痛伤身伤神，于是写了一首《和李易安金鱼池莲》的同调词，给予慰藉。

李清照身为嫠妇，特别是在一个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她有很多不便之处，所以与朱敦儒见面的机缘少之又少，但是就在她最悲痛的岁月，能有故友如此唱和，给予她无声的安慰，已经非常难能可贵。朱敦儒的出现，让李清照的晚年多了一份情感的滋润。她偶或感到自己找到了曾经的激情，可以坚强地面对现实，然而，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岁月给予她无尽的沧桑，坎坷赋予她深沉的忧郁。在人生的旅途中，她的心绪始终被自强的本性与彻骨的打击纠缠着，她一步步地迈向了生命的高潮，随即又被疾风骤雨击倒在绝望的边缘，冷冷的寂寞让她难堪而痛楚。

带着故友的安慰，她独自飘零在江南。

时光推进到了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这一年，李清照做了一件让她此生没有遗憾的事情，也是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功德无量的事情——表进《金石录》。这部著作是金石研究界的扛鼎之作，它著录了两千件珍贵金石的名称，而三十卷的跋尾，更是倾注着李、赵二人大半生的心血，涉及政治、经济、官员制度、宗教、文学、书法、礼仪、人物等许多方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著作。

绍兴十年，这一年，是赵明诚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也是赵、李二人结婚的第四十个年头。为了缅怀他们的爱情与婚姻，为了对往昔的日子有一个完好的交代，更为了在余下的日子里，能坦然地面对生活的劫难，李清照虔诚地将《金石录》上表给朝廷。也许这是对他们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最好的纪念方式。

已经五十多岁的李清照，在自己的小屋里挂起了夫君的画像，她深情地注视着夫君，焚香、祭祀、默悼，她做得一丝不苟，将自己的心事全权交给这位跟自己已经分离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