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父之学识

时光退回到北宋神宗年间。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约1045-1105），字文叔，是北宋后期著名的文士。这位出生于明水镇仕宦家庭的子弟，年少时就不跟随时俗，在以诗赋取士的时代，他毅然决然地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问，专注于《礼记》的研究，写作了数万言的《礼记说》。不仅如此，在担任郓州教授、太学录、太学博士、太学正等职务期间，他没有丝毫懈怠，诗文、学术著作已达四五十卷之多。他的学识造诣之高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誉。另外，李格非对史学和佛学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李清照在晚年回忆说，在她家的书籍中，关于《周易》、《左氏传》的典籍收藏得最为完备。^[1]李格非最精通的依然是儒家经典，他对经学的研究已达到了非常纯熟的境界。而他清正耿直的品质与力求经世致用的性格，从他青年时代的举动中就已经显露出来。他的文学才华也非常出众，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写于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的《洛阳名园记》，在当时的文人圈子中被广为传诵。

李格非的文章文辞非常高雅，深得人们称颂。在文学理论方面，李格非在“文气论”^[2]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真诚对于文章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篇好的文章应该是鲜明个性与真诚胸怀的统一体。只有文气与真诚互为表里，才会为人们广泛地阅读。正因为此，他深得苏轼的器重，与廖正一、李禧、董荣等被并称为苏门“后四学士”，与苏门众多弟子有很多诗文往来。李格非的文学成就，从刘克庄、张耒等人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刘克庄认为，李格非文章的高雅和义味，比晁补之和秦观更高一筹。^[3]张耒则在李格非的墓志铭上，盛赞他文笔酣畅气魄宏大。

李格非不仅学识深厚，他为人处事也深得人们的钦佩。“婉拒肥差”一事就是典型例证。在李格非任郓州教授期间，曾发生这样一件事。由于李格非的清廉正直与职位本身的清闲，郓州太守想让他兼任郓州的赋税一职。太守对李格非说：“与你共事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你为人做事认真谨慎，与同僚相处非常坦诚，我非常欣赏。你的职务相对比较清闲，能不能考虑兼任本州赋税这个职务？”这一职位在当时是个肥差。可是李格非婉言拒绝，他推心置腹地说：“大人的良苦用心，格非非常感激。不过赋税是郓州的大事，责任重大，请容我仔细考虑一下。其实对我来说，从小承蒙先君教导，阅读圣贤文章，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对赋税一事相当陌生，如果有什么闪失，恐会误了全州大事。再者，本人总是谨小慎微，思想上常常廉洁自律，勤俭生活。唯愿兢兢业业，以报效朝廷，从不敢有半点闪失。至于生活上，当前虽然不能说富裕，但暂时还能够满足生活需求。我的年龄也不大，以后的路还很长，正是一展宏图、努力工作的时候，虽然说兼任赋税这一职务有利于我的前途发展，但是一心不可二用。如果处理不好，说不定还会影响教授的本职工作，如此也有负您的重托。”李格非说得头头是道，太守听了李格非的一席话，对他耿直谨慎的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同意了他的请求。^[4]

提及李格非的耿直，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不得不说。李格非在广信军（今河北徐水）任职期间，他听说有一个道士替人占卜祸福，偶尔有一些灵验的，于是就自抬身价，很多人被他迷惑。一天，李格非在出行途中恰好遇到了这个道士，于是，他就命令随从们将道士从车上拉下来，用棍棒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然后把他撵出了广信军。这件趣事，不仅表现出李格非痛恶迷信邪术，而且他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品性也显露无疑。这一点，从李清照的为人为文中，依稀可见李格非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父母的品行对于子女，具有先天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李清照的生母对女儿的影响偏重于胎教、遗传等因素，那么李格非对李清照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在许多方面，清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对于只有一周岁的李清照而言，朝廷发生的很多事件，对她的行为自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对于李格非而言，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李格非回汴京任职的时候，恰逢神宗去世，哲宗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集团受到朝廷重用，苏轼也因此回到汴京得到重用。显然，这些历史的纷争不在本书的叙述范围之内，但是围绕在苏轼周围的文人在元祐文坛昌盛一时，作为苏门人士之一的李格非，在此后的历史变故中也不得不卷入其中而饱受党派纷争的痛苦。这一切，对于尚且年幼的李清照而言，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父亲官阶的升降，使家庭的收入也随之发生变化，她所受的教育以及所处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等，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元祐末年秋，亲睦旧党的高太后离世，哲宗亲政，改号绍圣。他一面起用新党，一面打击旧党，苏门人士相继被贬。同年，李格非被外放广信军任通判。绍圣二年，李格非被召回汴京，随后，官位升到了秘书省著作佐郎，而这个时候，政治上的“大换血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崇宁元年，蔡京任尚书左丞相。政治上的积怨，化为肆意妄为的诋毁与打击。李格非作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也未能幸免。个中“缘由”则是：李格非在绍圣元年不肯作“检讨”元祐大臣的奏章以供当权派寻衅，被列为“元祐党人”。崇宁二年，李格非的境遇进一步恶化，最后被罢免。残酷的政治纷争直到崇宁五年才稍微有所缓解，李格非最终选择了致仕还乡，回归自己的故土。

对于李清照而言，父亲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成功的。她秉承了父亲刚正不阿的品性、出众的记忆力与文学天赋，而且接受了比其他女子更为宽松自由的家庭教育。李格非自由、平等、洒脱的追求也深深地影响了李清照的情趣和思想，她以“易安居士”自号，已然是父亲影响的明证。而李格非鲜为人知的政治生命旅途，也成为李清照成长、成熟的桥梁。这一切，化为李清照超凡脱俗的学养与洞见，进而使她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文学造诣与人生境界。

【注释】

[1]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2]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文气”指作家的禀赋气质、创作个性和文辞风格等方面。

[3]刘克庄《后村诗话》：“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

[4]《宋史·李格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