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养生息，体恤民情求治道

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农业是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社会的安定与否。因此，中国古代君主十分重视农业。农本思想始终在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大明朝创立者的朱元璋也深知其中的要义。

俗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朱元璋在应天建立政权初期,就与宋濂、刘基等名儒探求治国之道。朱元璋认为一个君主的责任就在于养民，民之贫富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因为人民是封建国家的财富创造者和政治安定的主体。农本思想以民本思想为基础，而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农为重。

首先，鼓励百姓垦荒。明朝建立初期，由于元末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无立锥之地，而地主大量逃亡，其抛荒的土地已经被没有土地的农民开垦耕种。朱元璋下诏，凡是荒田，一概不承认荒田旧的所有权，凡是将荒田耕种成为熟田者即归其所属，多垦者多得田地，少垦者少得田地。这一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许多荒田得以垦种，自耕农的数量在短时期内得到了飙升，大大改变了元末土地集中的局面。

其次，轻徭薄赋、赈贫救灾。洪武初年，朱元璋多次下诏，不论朝廷还是地方，凡有兴作，必须上奏被批准后方得施行。国家对田赋、杂税等的征收相应减轻，例如洪武三年（1370年），原定陕西每亩输粮一斗，盐米六升，后来朱元璋认为这对陕西人民来说太为难了，就下令只征收粮食，不再征收盐米了。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朱元璋又先后减免了一部分棉、桑、麻、水果等农副业税的征收。对于受灾的地方，朱元璋不但免其赋税，而且设置了预备仓、养济院等救济机关，对灾情严重的地方给予赈济。对那些不及时禀报灾情和不及时进行赈济的官员，朱元璋还会给予惩罚。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明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再次，限制僧道，释放奴婢。元代的统治者重视佛教，寺院掌握了大量的田地，拥有很多特权，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没有对其进行整治。但是随着寺院规模和数量的不断增加，朱元璋就下令对僧道进行限制，使得僧道的人数逐渐减少，这样一来，国家在这方面的开支也就大为减少。元代蓄奴风气极重，大量农民沦为奴婢，造成了农业的衰退，加重了社会的不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把限制奴婢制度的发展通过法令和政策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这些法典解放了一大批奴婢，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此外，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朱元璋在应天称王初期，就十分重视农田水利，专设水营田司，主管农田水利。明朝建立后，为全面发展水利事业，朱元璋屡次下诏，规定各地方官凡是遇到百姓提出水利方面的建议，都要立即上报朝廷。比较大的水利工程有：洪武元年（1368年），筑和州铜城堰闸，溉周围二百里农田；洪武四年（1371年），修广西兴安灵渠，溉田达万顷等等。这些水利工程极大地促进了明初经济的发展。

最后，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作物。朱元璋出身贫寒，他深知经济作物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奖励农桑，重申了自己在建国之前的命令：凡农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必须栽种桑、麻、棉各半亩。洪武元年（1368年），将此法令推向全国，并规定种麻每亩征税八钱，木棉亩征四钱，种桑者四年以后有成再行征租。

可以说，由于朱元璋特殊的出身，他相对于古代其他君主来说，对农民的感情更深一些，会更多地考虑农民的利益。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对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朱元璋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其在位三十一年中的明朝农业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表现在垦荒地的增加，人口的大量增长，桑、麻、棉等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等方面。同时，也使得农民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民安居乐业，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正是他们的辛勤努力，才保证了大明朝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