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民以德，重视教化德法相辅

凡是中国古代圣明的帝王，在治理国家时不仅依靠法律制度，而且注重教化人民，用一套对国家对帝王本身有利的思想道德标准来约束臣民，培养自己所需要的贤才，维持社会的安定和谐，促进生产的发展。

朱元璋称帝之前，“授民以德，德法并施，德主刑辅”早已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指导思想。朱元璋也深知其中的道理，在总结前朝兴衰成败的基础上，在制定严刑峻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

朱元璋非常重视礼制在教化中的作用，主张以“礼”教民，用“礼”来规范百姓的日常行为，使他们树立尊卑观念并将这种等级制度铭记于心。对于“礼”，从大的方面来看，它可以巩固政权，使国家安定有序；从小的方面来看，它可以约束人的行为，限制人的私欲。所以朱元璋十分看重“礼”所起的作用，他一面制定礼制，将“礼”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又大力宣传。礼制明确了人们的等级，确立了尊卑贵贱，它还要求百姓安分守己，这对巩固封建统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除了重视礼制，朱元璋还倡导“忠孝”思想。“忠”作为一种道德范畴，主要是针对贵族官僚而言的，朱元璋对忠于自己的官员加以赞扬和褒奖。“孝”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则具有很深的群众基础。朱元璋指出孝顺父母的人往往兼有其他美德，如忠君、悌兄、友弟等。因此，朱元璋把“孝”作为最重要的道德进行宣传和倡导。洪武八年(1375年)，杭州有民犯罪，其子愿代父刑，朱元璋亲自处理，释放其父。其后，山阳县又有人请求代父受刑，朱元璋再次加以宽释。朱元璋明确表示，为了倡导“孝行”，“屈法”也不是不可以的。

朱元璋的父母一辈子受苦受难，死得又早，朱元璋长大做了皇帝后，非常想念他的父母，可是“子欲孝而亲不在”，每每想到父母，朱元璋就心痛不已。他把对自己父母的思念转化为培养社会尊老风气，让普天下老人们都能享受天伦之乐。他常常对全国各地的老人定期进行慰问和恩赐，后来逐渐制度化，平民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每月可得到朝廷发放的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岁以上的长者，每年在此基础上再加帛一匹，絮一斤。

此外，朱元璋还提高了老人的社会地位。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下令各个乡里都要置一个木铎，从当地百姓中挑选一长者，使其敲着木铎行走在大街上，嘴里大声朗诵“孝顺父母，团结乡里，尊敬长者，教训子孙，毋作非为”等教化内容。又在每村置一鼓，到了农忙时节，老人就会在早晨鸣鼓召集人们，抓紧时间耕作农田。倘若遇到懒惰的，老人就会督促其耕作。这样，朱元璋一方面使得老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在社会上树立起尊老的风气，另一方面使民风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民风日渐淳厚。

朱元璋还非常重视教育，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大力兴办各种教育，规定每个郡县都要设立学校，学校运作的好坏与学校所在地的地方官的政绩相挂钩，这样一来，地方官就不得不重视教育了。当时，在许多偏远或者贫穷的地区，有许多不识字、不懂法的平民经常触犯法律。朱元璋感到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下令府州县以及乡里都要设立申明亭，这就是申明亭制度。凡是所在辖区内百姓有犯法的，该制度就会记录他们的姓名及触犯的法律，写在亭子的榜上，使之发挥警戒的作用。

还有一种教化百姓的措施叫做乡饮酒礼。乡饮酒礼仪式设有司正等官，一般都由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主持。在行饮酒礼之前，司正都会做具有教化意义的演讲。主持人还会总结一年来村子里所发生的事情，评价村民们一年来的表现，表现好的就坐着喝酒，表现不好的就得站着喝酒。以这种古老的礼教劝诫人们要明白长幼之序、上下之理，进而明白君臣父子等思想。

得民心者得天下。朱元璋虽然用严刑峻法砍了很多人的脑袋，但被杀掉的大都是朝廷官员及地方豪绅等上层人士。朱元璋对下层老百姓则非常体恤和同情，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从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戴，大明朝也得以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