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如流，广纳谏言

至正二十四年六月，身为吴王的朱元璋就认识到了广泛征求谏言的重要性，他对左右诸臣说：“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

朱元璋以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在强调“宜尽心所事，勿为苟容”之余，向他们重申“非专事记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并要他们搜集历史上如夏桀、商纣、隋炀帝等无道之君的事给他看。

朱元璋的一大特点，即他对自己一点也不神圣化，并不回避贫寒家世，从《平周榜》“予本濠梁之民”、到《谕中原檄》“予本淮右布衣”，直到七十一岁临终前“朕潜草野”的自述，都表露出他坦诚的胸怀。正是基于对自己身世的清醒认识，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谏言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为了广采众言，朱元璋把臣子的进谏上升到了忠诚与否的标准，他再三就此说：“若君有过而臣不言，是臣负君。”

洪武九年，朱元璋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为名，下诏求直言，要臣民上书言事，指陈时弊，倡议革新。半个月后，海州儒学正南昌曾秉正即上疏，就蒙古、色目人等事宜提出看法。朱元璋深以为是，曾秉正也以应诏直言之功而被提拔为思文监丞。

朱元璋鼓励臣子进谏，即使其陈述不实，也不以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