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太子朱标，诸子封藩

与历代帝王一样，朱元璋也想把自己开创的基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因此，在称帝的同时，便依古制立嫡长子为自己的接班人，来继承皇位，永葆朱家王朝不被他人所占有，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朱元璋为了把大儿子朱标培养成自己的继承人，可谓是用心良苦。朱元璋小时候父母双亡，没有钱求师学习，兄弟天天忙着农活维持生计，后来进入佛门，一概为了温饱，所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加入红巾军，当了亲兵，特别是有了一定地位之后，才越发感到知识的重要。朱元璋对于儿子们的教育特别重视，尤其对作为继承人的太子朱标花费的精力更多。

朱元璋当上吴王后，朱标就被立为世子，跟随宋濂读书。至正年间，元朝政府曾召宋濂为翰林编修，宋濂推辞不就，入龙门山著书。后来朱元璋取婺州，就请宋濂及叶仪等人为五经师。一年后，李善长又推荐宋濂、刘基等人，朱元璋征召他们到应天。宋濂当了朱标的老师，一教就是十年有余。无论是朱标的言论行动，宋濂都教育他要合乎礼法，有关政教和前代兴亡之事，也为朱标详细说明。

除了读书，朱元璋还注重让朱标了解各种世事。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标才十三岁，朱元璋让太子去临濠祭祖扫墓，发扬光大朱氏门楣。朱元璋对朱标讲，商高宗小时候亲自在外劳动，周成王早就听说了《无逸》的训导，都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在位的时候就很勤俭。你生长在富贵人家，安逸惯了，现在要你外出到周围的郡县，去看看山水，走走田野。这样的话，就可以因为道路的险易不同而知到鞍马劳顿，观察市井百业而了解衣食艰难，体察民情好坏而懂得风俗美恶。到了祖先居住的地方，还要访求父老，寻访我起兵之时的那些事情，牢记在心，这样可以知道我创业的艰辛，而将来你要尽心守牢父皇来之不易的江山大业。

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就让太子帮着处理一些简单政务。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下令大臣有事先启奏太子,由太子作出决定，然后再上报到他那里。一来是分担，二来也乘此机会培养一下太子的办事能力，渐渐树立太子的权威。

为此，朱元璋还面谕朱标：自古创业的君主，经历千辛万苦，通达人情世故，明白世事道理，所以事情办得妥当。守成的君主，生长在富贵之家，假使不是平时学习锻炼，办事怎能不出毛病？所以我特地要你每天与群臣接触，听取并决断官员的汇报。在学习办事的过程中，有四个原则要切记：一是仁，能仁才不会失之于粗暴；二是明，能明才不会被奸佞所迷惑；三是勤，勤恳才不会安于现状；四是断，能决断才不会被文法所拘束。这些都需要用心去权衡。我自从得到天下，从来没有偷懒，一切事务唯恐处理得有丝毫不当，辜负上天的托付。我经常夙兴夜寐，这都是你看在眼里的。你要是能像我这样行事，就能保全天下了。

朱元璋希望太子能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王。但是，父子二人的出身不同，所受教育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因此思想作风也就大相径庭。朱元璋独断专行，心狠手辣，以猛治国；太子朱标由于长期受儒家传统教育，为人友爱，心地慈爱，讲究仁政。

宋濂因与胡党牵连得罪，皇太子哭着替他的老师求情。朱元璋大怒道:“等你做了皇帝再赦他吧！”皇太子惶恐不安，欲投水自杀；幸亏左右救护，才免一死。第二天，朱元璋质问太子：“为何寻短见？”太子答：“父皇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罢不做声，命人拿来一根棘杖放在地上，让太子把它拿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敢取杖。朱元璋说：“你怕刺扎手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除掉后，再交给你，岂不是更好么？我所杀的都是朝廷的坏人，只有将内部清理干净了，你才能稳坐江山。”皇太子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一听大怒，抄起椅子就要砸，皇太子见状拔腿就跑。

尽管朱标行为做事与朱元璋有很大差异，但因为朱标是嫡长子，还是深受朱元璋喜爱的。朱元璋正是考虑到朱标的性格过于柔弱，才会制造一系列惨案，大批文武大臣遭到迫害。

但是，令朱元璋意想不到的是，在自己辛辛苦苦为太子朱标铺好道路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因病去世。这对于六十多岁的朱元璋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朱元璋伤心痛哭，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费了那么多心血培养太子，结果却让他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朱元璋伤心至极，精神濒于崩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头发胡子全白了。

皇太子死后第二年，朱元璋又立朱标的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定为自己的接班人。此时的皇太孙朱允炆刚刚十六岁，性格像他的父亲朱标，没有见过世面。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朱允炆应付不了局面，自己呕心沥血打下的江山落入他人手中，于是又把傅友德、冯胜等几个仅存的元勋宿将斩杀，免除后患。

朱元璋吸取历代治国的经验教训，对前代的政治制度斟酌损益，建立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废除了丞相，分散和缩小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权力，并使其互相牵制，互相监督，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使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但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同时，又采取封藩建国这一倒退的分封制度，这种做法本身，显然同他强化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是相对立的。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定制封藩呢？

朱元璋分封藩王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其一，为了保持朱氏皇族特殊的优越体系；其二，为了朱氏王朝能长治久安，不致陷于孤立；其三，为了加强西北边防，对付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朱元璋分封藩王的指导思想，在于巩固皇权，保持朱氏皇族的家天下和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除了限制藩王的权力外，还重视对诸子的教育。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召四方名儒以教诸子。朱元璋为教育诸子，择师非常严格，太子及诸王的师傅，都由他亲自选定精通经吏的大儒担任，朱元璋勉励诸师傅在执教过程中必须先养自身德性，这样教出的皇子才会有良好的品德。

为使诸子能知艰苦知节俭，朱元璋更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然而，朱元璋为提防藩王势大可能造成割据而制定的制度，最终并没有起到抑制藩王的作用。给藩王以兵权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每一藩王的封区，有护卫兵，有守镇兵。护卫兵由藩王调遣，保卫王府，一旦遇有兵事，守镇兵的调遣，除皇帝的“御宝文书”外，还必须有藩王的命令，才得发兵，藩王实际上成为了地方守镇兵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军权的代表。

朱元璋分封藩王的主观意图在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巩固皇权，但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内部的一种矛盾因素。朱元璋虽然申谕诸王只是授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以免造成诸王势大，搞分裂割据。但是，这种规定是无济于事的，他万万没有料到，给儿子过重的军权会成为皇权内部的隐患。因为藩王兵力过大，必然会成为抗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

藩王势力的膨胀，必然会威胁到皇权。洪武初期，皇权内部的矛盾，初见端倪，只是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所以未曾引起朱元璋的重视。但是，分封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矛盾，已引起一些大臣的不安，当时有识之士已预感到其中的弊端。叶伯巨就曾对分封藩王提出异议，洪武九年，他上书指出“分封太侈”之弊，用“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提醒朱元璋，要他注意“分封逾制，祸患立生”的危险。但朱元璋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朱元璋分封的藩王，不能干涉民政拥有军权，分封内地的诸王，有监督地方官吏之权。这在当时，的确起到了巩固国防等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对蒙古战争的深入，晋、燕诸王皆屡次奉命参与北征的军事行动。

因而，处于北方的秦、晋、燕三王，更加取得军事上的优越地位，已从对地方军队的监督控制，发展为拥有直接统兵和指挥军事之权。特别是燕王朱棣，有勇有谋，屡立战功，得到朱元璋的宠信，势力居诸王之上。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广交英豪，网罗人才，结交军事将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死，洪武三十一年晋王亦病死。秦、晋二王的早死以及朱元璋大杀元勋宿将，导致燕王成为诸王中掌有强大军权的实力派人物，成为皇权直接的威胁力量。

洪武末年，朱元璋已觉察到藩王势力太大，形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因而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例如，在皇太子朱标死后，仅仅相隔四个月，很快就决定了皇位继承人，立嫡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妄图以嫡长继承的宗法制度来维持皇权，避免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矛盾。说明朱元璋晚年，对藩王势力不断增大已致威胁到皇权，已有了预感，无奈为时已晚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病死，享年七十一岁，谥号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简称高皇帝，庙号太祖，一般称朱元璋为明太祖。

皇太孙朱允炆继位，这时皇权矛盾立即表面化了。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已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位多有不逊。朱允炆即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尊属，拥兵自重，多不法”的威胁，因此采用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等人计划进行“削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废削了五个藩王。当削藩的威胁临到强大的燕王头上时，皇权内部的矛盾由表面化进而发展到武装斗争了。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引“祖训”，以诛齐黄为名，举兵造反，号为“靖难”军。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渡江，进陷京师，建文帝不知所踪。朱棣即皇帝位，年号永乐。这一历时四年的争夺皇位的战争，历史上称做“靖难之役”。

“靖难”之变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从表面现象看，朱棣称出兵乃由建文帝“削藩”引起的。其实不然，朱元璋诸子间的皇位之争由来已久，太子与燕王、燕王与晋王、燕王与皇太孙之间的矛盾，实际上都是由皇位的继承问题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