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著名的“空印”案

洪武朝发生的“空印案”，是明朝建立以来牵涉官员最多的一次大案。此案的对象完全是文职系统官员。“空印案”表现了朱元璋性格的多疑和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为了防微杜渐，朱元璋“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贪吏”。

所谓“空印”，就是先盖印，后写字，由此而得名。明政府规定，每年外地的布政使司、府、州、县，都要派出管钱粮的官吏到户部，呈报本地的财政收支账目，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县报府，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部，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准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结案。钱粮数字如有分、毫、升核对不上，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令有关衙门重新填造。按照正常手续，赴户部办事的吏员应回原衙门，再行查核，重新申报。有些地区离京师太远，有六七千里，近的也嫌来回奔波麻烦。远的地区每年赴京师一次已相当不易，再要来回数次，更是疲于奔命，难以了结。为了避免户部挑剔，减却来回奔波的麻烦，有的吏员赴京师前，习惯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到原申报文书被户部驳回，随即改填。后来，这成为了常规，赴部者都带盖好了官印的空白文书。这种办法成了公开的秘密，很多人认为是合情合理，方便省事。采取这一办法，虽然解决了地方官府的困难，但也确实产生了欺瞒和不负责任的后果。不料这一秘密偶然被朱元璋发觉，朱元璋大发雷霆，认为里面一定存在着严重的弊病，非严办不可，下令：“凡携带空白文书的衙门，主印者处死，佐官杖一百充军戍边。”实际上在执行的过程中，被杀的不止掌印官，稍有牵连者，就会被处死。

其实，赴京报表的官吏所带的空印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不是“一印一纸”，不能作别的用途，预备了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国各地衙门中人都明白这道理，连户部官员也是照例默认的，成为上下一致同意的通行做法。但是案发后，时值胡惟庸案闹得很紧张，朝廷上下谁也不敢分辩。只有几个小吏拼了老命给皇帝上书，想把事情解释清楚。其中一个人，名叫郑士利。

郑士利系郑士元之弟。空印案发生后，郑士元在河南做官，因空印案受牵连，被逮入狱。郑士利因此案为其兄抱不平，认为洪武帝朱元璋不了解事实真相。如果有人言明，朱元璋一定会幡然醒悟，“不以空印为大罪”。郑士利欲借下诏求言之机，应诏上言，为此案辩解。郑士利见求言纳谏诏书中有“假公言私者罪”，也颇为顾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想到他兄士元不是掌印官，理应出狱，“打虎还是亲兄弟”，遂决定冒死上书。

其书数千言，详细剖析空印一事。在他看来，朱元璋之所以严厉加罪于空印案者，是唯恐奸吏挟空印纸，用公文去欺骗坑蒙百姓。但是往返的正式公文，上面必盖有完整的官印才有效。而此处的“空印纸”，是只盖有半边官印的表笺，实是两份账簿之间的缝印，即骑缝印。得之无它益，何况根本得不到。省府距部远者六七千里，近者亦一二千里，账册定了而后盖印，往返费时，久者要一年才能办到。因而盖印而后写字，这不过是权宜之策，从来久矣，何须深罪。又说国家的责任，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再给作奸犯科者论罪。可是从有大明以来，未曾听说有“空印之律”，各级官府相用，不知有罪。现在忽然问罪，受诛者，岂能无话可说，只是不敢说而已。况且被罪的都是地方郡守，贤士难得，人才难觅，杀人不同割草“可刈而复生”。于是郑士利向明太祖朱元璋呼吁：“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才乎？臣窃为陛下惜之。”朱元璋见奏书大怒，将郑士利并其兄郑士元贬到江浦，终身为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