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大诰》同颁于世

自古至今，无论是一个王朝还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想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想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太平盛世，在制定的众多制度中从来都少不了一种——法律制度。朱元璋作为明朝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对此早有打算，他早就不是那个放牛娃了，这么多年的运筹帷幄，他经历了也见过了太多的背叛者与被背叛者的悲惨命运。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已经不知道“信任”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如果说他还在乎什么，那就是这来之不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为了巩固他的皇权，为了满足支持他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制定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

朱元璋最憎恶贪官污吏，因为小时候看多了贪官们是怎样欺负老百姓的，所以建国之初他就以纪纲法度作为治国之本，因此自拿下平江（今苏州）之后就和大臣们讨论制定法律的问题。朱元璋命他的亲信四处寻找精通律令的人，封他们做议律官，并经常和他们一起商讨律法的问题。李善长像以往一样没有让朱元璋失望，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在李善长和各位议律官的努力下，编成了明朝律法的雏形，总共有一百四十条令，二百八十五条律。提起明朝的“法制建设”，大家可能很难把这个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字眼和封建君主联系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朱元璋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不但制定了完备的法律，还成功地普及了法律。

法律颁布以后，朱元璋很重视，他知道当时社会文化教育的普及度不高，而法令条例又十分琐碎，他怕老百姓不能清楚地了解法令的具体规范而误犯法，就命令大理卿周桢从法律条文中挑选一些与百姓密切相关的汇编成《律令直解》，把这个《律令直解》做成小册子发放到地方政府，并向当地的老百姓解释其中的要义。这是朱元璋亲自参加指定编撰的第一部法律，后来他又亲自编撰了一部律法，以《大诰》命名，稍后我们会作具体介绍。

我们之前说过，朱元璋命人制定了第一部律法。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又听取李善长的建议，以之前那部律法为蓝本，并且在对《唐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了中国历史上极具意义和价值的《大明律》。

朱元璋不断修订的律法大有严律治国之势，引起了不少臣属的劝谏。漳州通判王祎上书要求“宽大以为政”，刘基也劝他：“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但朱元璋并没有因此停止对律法日臻完备的追求，于洪武六年又颁布了《律令宪纲》，十一月再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详加考订原先所订律令，要求他们务合轻重之宜，每成一篇，缮写工整后呈献给他。朱元璋便令人张贴在宫中两厢墙壁上，逐条逐款斟酌裁定。直到洪武七年二月，朱元璋考订之功才告完毕。

这部《大明律》总共有禁卫、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逃亡、断狱、名例等三十卷六百零六条，其中有一百二十多条是直接引用的《唐律》。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感到《大明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于是又命胡惟庸等人重新修订增补了一番。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根据律法的不同种类将原来的重新汇编归类，对其中一些比较烦琐的地方也进行了精简，精简后的《大明律》减至四百六十条，并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笞、杖、徒、流、死。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及死刑。

随着淮西勋臣势力与皇权的冲撞，导致性多猜忌的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正月大肆屠杀胡惟庸党羽，废除宰相，建立六卿制和五军都督制，这股屠杀之风一直延续到洪武十七年李文忠之死、十八年二月徐达之死。洪武九年发生的空印案涉及数百人，洪武十八年郭桓造罪案件更是牵连数万人，朱元璋在不遗余力地严厉惩治这种元朝腐败遗风。正是在重整皇权威力和对贪污恶习严惩不贷的行动中，朱元璋的法制建设带上了一个鲜明的特色：在《大明律》之外，实行“法外加法”的重典政策，制定出《御制大诰》。

《御制大诰》，也称《大诰》，是朱元璋吸取元朝纪纲废弛以致覆亡的教训，在“刑乱国用重典”思想的指导下，亲手制定的一部严峻法典。它包括洪武十八年颁布的《大诰》七十四条、洪武十九年颁布的《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大诰三编》四十三条和洪武二十年颁布的《大浩武臣》三十二条，合四编，共二百三十六条。其内容主要是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有相当一部分是惩罚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件。除此之外，还有朱元璋结合具体案件或专门发布的峻令，以及对臣民的训示。例如禁止官吏下乡扰民，违者“罪在不赦”，工匠不亲自服役，“迁发云南”，等等。

在明初的普法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大明律》，而是由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大诰》。这部《大诰》是朱元璋害怕明朝的百姓不讲公法，只徇私情，防止社会动乱而制定的。正如颁布《大明律》时一样，朱元璋认识到要老百姓去熟知那些条文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把《大诰》写得相当生动，每个条文都有具体的案例。而这些案例也描述得很形象。这样把犯人的罪行和处罚方式写入《大诰》，既能起到警示百姓的作用，又能给各个地方政府在处理各种案件的时候提供一种参考，实在是一举两得。

朱元璋对自己的成果很满意，于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又编成了《大诰武臣》。但是当时的形势不如朱元璋估计的好，文盲率很高，即使他已经实施了许多宣传律法的措施，这实在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朱元璋就是朱元璋，他用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具体做法就是把对犯人的处罚标准与《大诰》相结合。假如哪个百姓犯了罪，应该处以刑罚，但要是在他家有一本《大诰》，对他的处罚就可以减轻一些。虽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个方法的确很荒唐，但这是当时朱元璋推行普法政策里最有效果的手段了。

《大明律》和《大诰》并行，作为衙门处理各种事务的法律依据，难免会出现量刑不一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又颁布了一部《大明律诰》，作为《大明律》的附载篇目，由《大明律》和《大诰》在并行不悖的情况下，共同作为执法的依据。这部重新修订的《大明律》，除了结构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外，内容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与《大诰》四编相呼应，对反对皇权的违逆行为增加了死罪条款。《大明律》首列“十恶”大罪，处刑比《唐律》更重。“十恶”，指的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规定，谋反或谋大逆，不论主犯、从犯都斩首，其父、子年满十六岁以上者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及笃疾、废疾者，可不处死。《大明律》却规定，不论主犯、从犯都凌迟处死，其亲族如祖父、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管疾病与否，凡年满十六岁者一律处死，甚至连同异姓同居的外祖父、岳父、女婿、女仆也同处斩刑。因而往往是一案株连的范围很广，满门抄斩，宗族灭绝。

朱元璋颁布这些法律虽然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法律的颁布，对扭转自元末以来官员徇私舞弊、百姓不讲礼法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如果站在朱元璋的立场考虑问题，颁布这些严刑峻法在当时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国家初建，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无论是国家还是已饱受苦难的百姓都亟须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供他们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