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为本，教百姓乐业守法

经过了二三十年的群雄混战，中国大地上生灵涂炭，田地荒芜，因此明朝开国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曾经做过农民的皇帝朱元璋自然看得到、想得到农民兄弟的疾苦，当然就是解决温饱问题。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他密切关注各地的生产情况，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恢复农业生产上。他与御史中丞刘基商量后制定了一个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安顿民生的总概念，简单地说就是轻徭薄赋，解放生产力。

对于一个农业古国而言，朱元璋深知农业在新朝经济恢复中的重要性，《农桑学校诏》中“农桑衣食之本”是体现其高度重视农业的言辞，“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也是如此。他在位期间，编制了用于土地赋役管理的鱼鳞图册，让饱尝战争之苦的百姓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采取“招抚流亡”的政策，号召被战争和灾荒逼迫的农民返回家园垦荒种地。新开垦的土地，政府承认为垦荒者所有，免征三年田税。第一年由政府拨给良田、菜地，保证自给。由于全国荒地太多，只靠流民回乡耕垦，力量有限。朱元璋遂于洪武三年三月接受郑州知府苏琦的建议，推行屯田政策，采取民屯、军屯、商屯三种形式，以达到发展粮食生产的目的。

所谓民屯，就是移民屯田，把人们从土地少的地方迁徙到土地多的地方去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为了改变颓败的经济形势，洪武三年，朱元璋规定凡是因兵荒马乱逃难到其他地方的，他的田地就拨给有能力耕种的人，若是这块田地种得好，这块田地从此就归耕种的人了。若是逃难者想回乡，可以开垦荒地的，免除三年租税徭役，而且为了鼓励开荒，朱玩璋把垦荒免除赋税徭役三年变成国家的法定政策，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开荒的进行。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让百姓安居乐业，除了采取免除徭役赋税的鼓励政策之外，还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朱元璋发布命令，凡是无业游民和街头混混都抓去蹲牢房，等过一阵子发配他们去边疆垦荒，这样做既稳定了治安，又扩充了垦边人员，还把原来已经犯了罪的人释放出来，让他们回归生产。同时，他还大大削减各地的租税，洪武十三年和二十八年他两次明令，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和凤阳、滁州等府新近开出来的田地可以不用纳赋。

洪武五年朱元璋发布诏令，除了贵族和官府之外，普通百姓之家均不可再买卖奴婢，就算是贵族官府之家也以少蓄奴为好，让他们得以回家跟家人团聚。这主要还是为了让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农业发展中来，这是朱元璋作为一个开国皇帝的首要任务，做什么事情都以发展生产为目的，这也是为了以后的长治久安做打算。

要开垦荒芜了这么多年的田地，除了以上的几项最基本的措施之外，还有几项政策要实施，才能把这个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安顿民生的总纲有力地贯彻下去，那就是给各个地方政府分派具体的任务，责任到人，把开荒垦种、劝民归农的成绩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标准。朱元璋让每个地方政府的官员把每年已经开垦荒地的亩数如实呈报到中央，根据他们的成绩嘉奖或是惩处，这样中央政府制定的各种利农政策就能被很好地贯彻执行。

除了开垦荒地之外，他还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这些用来移民垦荒的人大多是俘虏、降兵和那些本来人多地少的地区的人，以及一些被贬的官员和元朝旧官员。由于开国之初朱元璋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一大批赫赫有名、富可敌国的商贾之家也被发配或流放到偏远地区垦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沈万三，根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沈万三的财富最开始也是通过垦殖而积累下来的，后来又经营了海外贸易才成为江南第一富豪。民间传说他家有一个聚宝盆，所以才会财源广进，这个传说我们且不论，但这正说明他的钱数不胜数，沈万三的确是经商高手。富甲一方又有什么好下场呢？沈万三最终被三次抄家，流放云南，沈家迅速衰败。其下场可悲至极，他只是朱元璋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缩影。对于新成立的政权来说，以民为本，保证普通百姓务农，充实国家粮仓才是根本。

上面一段讲到的是民屯，除了民屯外，还有军屯。军屯是明朝卫所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既可以让士兵在边疆守卫疆土，又可以解决士兵的口粮问题，这也是历代王朝的传统办法。

所谓军屯，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即已实行，那时是为了解决军粮供应，支援战争，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军事战略之中的一部分。洪武元年，朱元璋刚即位，就下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不许坐食百姓。明文规定，边疆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内地军士二分守城，八分屯耕。军士屯种的田亩，由政府拨给，不许转移、买卖。一般是每人授田五十亩，供给耕牛和农具。三年不纳税，三年后一亩税收一斗。通过大规模屯田，军队为农业经济的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军粮不再向地方征收。朱元璋自豪地说：“朕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免除赋税、赈济灾民是朱元璋“安民为本”做法的延续，也是他振兴农业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举措。因为在残破的农业经济面前，天灾无疑是雪上加霜，豁免受灾地区的赋税，对灾民给予救济，对于农民渡过难关，重振勇气，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工作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上皇帝之位第十天免除镇江租税开始，一直到他驾崩前十七天免交邮州、泰州水灾田租，年年未曾间断，甚至一个月内数次下达免税、赈济令。

兴修水利，对于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朱元璋深知水利乃农业的命脉，要振兴农业经济，必须兴修水利设施，因此，他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

经过这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明初的农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许多荒地被开垦出来，耕地面积比先前增长了将近一倍，残破的经济逐渐复苏。但由于连年的战争和元末政府的腐败无能，土地荒芜得十分厉害，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改变的，要想达到像“贞观之治”那样的盛况还要进一步付出努力，也需要时间的累积。不过到洪武九年，朱元璋国库的积蓄，据户部的报告已经够几年的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