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取山东，大获全胜

像攻打张士诚一样，在起兵之前，朱元璋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针，俗话说得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元自建朝以来也有百年的历史，朱元璋这样一个能沉得住气的人怎么可能贸然行事。于是他又召集了徐达、常遇春、刘基等商议北伐事宜，仔细分析当下的局势。

面对元朝军事势力分崩离析的形势，朱元璋向将领们征求进军方略。常遇春首先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力有余，我以百战百胜之师，直捣元大都，定能取胜。攻下元大都，乘胜长驱，其他地区即可攻下。”朱元璋不同意常遇春的意见，他说：“元朝建都百年，城池必然坚固。如果按照你所说的，悬师深入，直捣元大都，一旦攻不下来，屯兵坚城之下，粮饷接济不上，敌援兵四集，我进不得战，退无所守，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此时朱元璋的统辖区，东临大海，西到巴楚，南达岭南地区，他占领的地区都是富饶的鱼米之乡，所以他有强大的后援，这个可以不用担心。但是，北伐又与攻打张士诚时遇到了同样的境况，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集中兵力直接攻打元朝大都；一是先取山东、河南等地，破除元朝的屏障，刘基和常遇春他们是支持第一种作战方案的，而朱元璋从大局出发选择了第二种作战方案。

朱元璋说：“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在我掌握之中，然后进军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大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这一进军方略和打南方的张士诚有相似之处。就像要砍倒一棵大树一样，先把枝枝杈杈砍掉，然后再砍树干。这当然是相当稳妥的了，众将领都表示同意。

正在朱元璋和众将领商量怎样攻取大都之时，元朝内部却乱成一团，形成了分别以元顺帝和皇太子为首的两大阵营，元顺帝以孛罗铁木儿为外援，皇后则帮助太子以扩廓铁木儿为外援，这两大阵营忙于争权夺利，哪里还顾得上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却一直在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当朱元璋探知元内廷这种复杂的明争暗斗的情况后，他决定挥师北伐，先取山东。

为了长自己的威风，灭敌方的锐气，朱元璋以“大丈夫有志于功业者，必亲贤以广德”为例，说明大元实不强大，因为连代皇太子出来征讨江淮的扩廓铁木儿都是一位远贤亲佞的人。朱元璋说这位扩廓铁木儿所信多非正人，有个叫傅颖阳的人，专窥小事，一位僧人稍不为礼，他就暗中报告给了扩廓铁木儿，就将这位僧人迫害致死，其偏听偏信竟至于此。打击元朝锐气的又一个手段是致信给元廷强权人物，宣扬应天盛势。九月二十五日，朱元璋故意将张士诚拘留在平江的元宗室神宝大王及赫罕等九人送还，一来是以自己的仁义分化和争取蒙古贵族，二来是让他们分别给元顺帝和扩廓铁木儿送去一封信。在给元顺帝的信中，朱元璋首先说道：“昔日，殿下的祖宗灭宋，杀尽宗族、亲王、驸马，一概不留，今天我不忍心这么做，所俘虏的元氏子孙，全部让他们回归，望殿下思祖宗一家，不要难为他们，好好安抚。”

接着，把红巾军大起义和察罕铁木儿、张良弼、李思齐之专权，全部归咎于元顺帝：红巾军起义的原因在于，重臣乱政。不是红巾军擅自作乱，是因为苛政所致，殿下不能体量百姓，置祖宗初建政权的目的于不顾，所以老天都要抛弃你，就如抛弃金、宋一样，天意不可违背。天将弃之，如弃金、宋之时，不可救。”在给扩廓铁木儿的信中，朱元璋主要向他显示自己最近强大的发展势头：“九月初八，削平姑苏张士诚，江南已经安定，现在我的领土东达大海，西至巴蜀，南及岭广，闽中地区已遣师征讨，得胜就在眼下。”并催促扩廓要么听命于朝廷，要么别作他图，“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时调发应援。”

朱元璋时年四十，十五年的金戈铁马生涯，特别是与陈友谅、张士诚多年的军事较量，已把他锻炼成一位高屋建瓴的军事家和杰出的政治家。用才之道、遣将之道，以及在帷幄之中指挥大规模的战争对他而言已是绰绰有余。尽管朱元璋对这一点很自信，但在北向中原这场关系到能否推翻元朝、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略决战上，并没有产生丝毫的骄矜情绪，相反，他却慎重地、周密地作好了战略准备。

在起兵之前为了鼓舞将士们的士气，朱元璋特地召开了誓师大会，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还嘱咐将士们，攻城略地可以，但不要伤及无辜的百姓，现在大业未成，正是争取民心的时候。他还发布一则檄文 ——《谕中原檄》，主要就是罗列元朝犯下的罪行，总结元朝残暴不仁的统治，宣扬夷蛮没有资格统治我们汉族，并且还搬出了儒家的三纲五常，宣扬民族精神，以争取民心。不得不承认，朱元璋确实有搞政治的本事，他不仅激发了将士的士气，而且争取了民心，自古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掌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为副将军，打着“明”的旗号率兵二十五万，由淮水入黄河北取中原，并明确了将领的分工和应注意的事项。徐达作为统帅，要专主中军，指挥诸将，运筹决胜，不可轻动。常遇春作为副帅不可遇小敌就亲自征战，要注意指挥，如临大敌可为领兵先锋，敌强则应与冯宗异分左右翼，各领精兵击敌。薛显、傅友德可各领一军，独当一面。孤城小敌，只要派一有胆略的将领，付以全权，即可成功。并嘱咐将领，此次出战，不仅是要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是削平祸乱，安定民生。战法上要避实击虚。军队要严格管理，部伍分明，万众一心。攻下城池后，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

徐达进入山东，首先要夺取的是沂州。这是因为沂州守将王宣，几年前就传送过仰慕朱元璋的书信。至正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曾给他写信，谴责其占领海州。九月，他又给朱元璋写信谢罪。因此，朱元璋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于是首先进军沂州。十月二十四日，徐达军至淮安。第二天，他派人持信前往沂州，劝王宣父子投降。

王宣是扬州兴化人，元末为司农椽，因治河有功，被擢升为招讨使，跟随元山东行省中书右丞相伊苏镇压芝麻李的红巾军，攻夺徐州，升任“义兵”都元帅。其子王信，在察罕铁木儿东灭山东红巾军时也驰骋马前，为元朝卖过不少力。后来，元朝任命他们同守沂州。王宣父子看到应天朱元璋形势逼人，早在多年前便向朱元璋暗送秋波。平定张士诚前半个月，朱元璋还致信与他：“我前兵临海州，忽忆尔父子数年前与我云‘虽在苍颜皓首之际，犹望阁下鼓舞群雄，殪子婴于咸阳，戮商辛于牧野’，因不忘旧盟，即命班师。今整兵取河南，已驻淮安，念尔昔言，故以书示意。”致信的目的是责备他父子二人仍犯海州。月余后，王宣遣使向朱元璋谢过，朱元璋也派侯正纪回报。但王宣父子的反复却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十八日，王宣一接到徐达来书，即派人奉表投降，表中庆贺平定张士诚，竭力颂扬朱元璋，比之以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但实际上他阴持两端。十一月初八，徐唐臣等抵达沂州，谕王宣军马悉归徐达征讨，王宣却不听命，暗中叫王信往莒、密等州募兵防备，又遣其员外郎王仲刚等前往徐达军中犒劳，以拖延时间。仲刚一回，王宣在当夜兵劫徐唐臣等，欲杀之。徐唐臣趁着混乱逃到徐达军中。徐达立即率师直抵沂州，扎营在北门。

徐达见此情况，不禁大怒，遂发兵进攻，分兵营其南门，都督冯胜下令军士开坝放水。第二天，徐达督军急攻沂州，王宣见儿子还没有搬来救兵，自度力不能支，这才开门投降。徐达令王宣写信一封，遣榆行镇降将孙惟德去招降王信。王信不从，怒杀惟德，与兄王仁逃向山西。徐达怒王宣反复，又恨王信杀其信使，便把王宣杖杀了。于是，峰、莒、海州及沐阳、日照、赣榆、沂水诸县的王宣部将都不战而降。攻夺山东的第一步遂告成功。

朱元璋得知徐达攻下沂州，于十一月十八日指示徐达：如果下一步进攻益都，应当先派精锐将士扼黄河冲要，断元之援军，使益都得不到援军，攻之必克。如果益都未下，应取济宁、济南，攻下此二城，益都和山东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徐达先攻益都，他按照朱元璋的指示，令平章韩政分兵扼黄河，于二十九日攻克益都。徐达攻下益都后，转攻济南，所过诸县皆降。十二月初七，攻下济南。初九，朱元璋又指示徐达，要他们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谨慎，不要懈怠。徐达攻下济南，返回益都，而令诸将东取登州、莱州等地。到十二月，登、莱等州降。

徐达于是令韩政率兵扼守黄河要冲，阻止元兵东进援助益都，又派人指示张兴祖从大运河北上攻取东平、济宁，自己率主力直挺益都，先是临朐守将丁玉明投降，徐达令丁玉明入益都城劝元平章李老保投降，不成，立即督兵攻城，破之，执李老保，宣慰使巴延布哈、管总胡濬、知院张俊皆战死。于是，附近郡邑寿光、临淄、昌乐、高苑皆相继而下，潍、胶、博兴等州——攻克。

洪武元年二月十二日，常遇春攻克东昌，东昌所属的茌平等县均降。至此山东基本平定。但原降附的乐安俞胜再次反叛。徐达再次率兵征讨。二月二十五日，徐达军占领乐安，山东平定。至此完成了第一阶段夺取山东，撤元大都屏蔽的作战任务。

在这第二阶段攻夺、收降战事中，朱元璋很是担心收降的元将复演王宣父子的事件，于是在十二月五日致谕徐达、常遇春，要他们勿留用降将，宜全部押送至建康，以绝后患。十二月六日，出使山东返回的宋迪向朱元璋报告，张兴祖所下山东诸郡，得兵马万计，推诚待人，于降将中凡可用者，即让他率领旧部随军北伐。朱元璋闻听，认为“此非良策”，忙令宋迪返回山东，告谕张兴祖：“今后得一降将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来，勿自用也。”

徐达在济南俘获的元平章达朵儿只，在押送至应天的途中，乘机逃遁北走，更验证了朱元璋所预料的降将身降心未降这一观点。十二月十日，他再一次遣人对徐达、常遇春叮嘱道：“大军下山东，所过郡县，元之省院官来投降的人甚多，二位将军皆留于军中。我担心他们杂处于我军，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

没出几个月，明军扫中土，直取山东而来。这时徐达等诸将已引大军至山东，镇守山东的是元将扩廓铁木儿。当知道徐达已兵过徐州时，扩廓铁木儿惊恐不已，仓促间聚众商议应敌之策。

这时平章竹贞说道：“在元帅麾下虽有数万精兵，却大都分散在山东、河南、山西等处，这一时间也难以相聚。朱元璋如今不仅有大将徐达智勇双全，常遇春威猛善战，还有郭英、耿炳文、吴桢、华云龙、傅友德、康茂才等一班骁勇善战的虎将。元帅与若是与他们硬抗，恐怕输的可能性很大。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今元帅不如权弃山东，往山西走，在那里再聚大军，以图恢复。”扩廓铁木儿思索了片刻，由于惧怕常遇春等人的威势，便听从了竹贞的建议，潜夜领兵，逃回山西太原府。

北伐山东的尾声是在洪武元年二月常遇春攻克东昌后，诚如元璋所洞见的，发生了降将俞胜反叛的事件。上年末，元顺帝命右丞相伊苏等会同山东诸将共御山东西吴军，虽然扩廓铁木儿经太常礼仪院使陈祖仁等力谏和伊苏的上奏得到重新重用，但却仍然忙于与关保争斗，然而元朝山东伊苏势力依在，因而投降的乐安守将俞胜降而复反。常遇春在东昌闻报叛情，遂率师东进，在济南汇合徐达，讨伐乐安。距城五里，一条河拦住了去路。徐达即令军士填坝以进。俞胜仓皇逃走，城中俞胜部将张仲毅出门投降。不几日，元丞相伊苏等领军前来迎战，徐达率将士大败元军，把伊苏赶出八十多里以外。

朱元璋派师山东，势如破竹的战事进展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信心。徐达、常遇春在山东稍作停留以整军纪，又马不停蹄地兵分两路直逼河南。但朱元璋最关心的是北伐大军应马上实施北伐第二方案：“旋师河南，断其羽翼。”他在俞胜叛变时，就谕令徐达，应以乐安事变为契机，如攻克乐安，则速往黄河上游取夺汴梁；如乐安不下，也只留亲军围困，其余兵马全部往济宁草桥听候调发，准备对河南的元军势力发起强大的攻势，为灭元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