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齐抓，巩固后方

朱元璋在加强应天根据地建设的同时，时刻高度关注大宋政权和天完政权的局势：北面，刘福通自龙凤二年三月亳州解围大捷后，经过休整，于九月派李武、崔德率军西征，攻打陕西。十月，攻破淮安的赵均用接受大宋龙凤年号，刘福通遂于龙凤三年二月遣赵均用部将毛贵自海州（今江苏东海）乘船，走海路攻打胶东半岛。时李武西征军破商州，攻武关，直趋长安。六月，刘福通决定进攻汴梁，并兵分三路北伐：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为中路，攻向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为西路军，攻向关中；已攻克济南等山东大部分州郡的毛贵为东路军，出山东，继续北上。三路北伐大军声势浩大，锐不可当。刘福通亲率大军北进。七月，收降驻守黄河的元“义兵”万户田丰和归德知府林茂等，打通了北渡黄河的道路。八月，攻克大名卫辉路。元朝统治者急忙调遣枢密院事达理麻失理和答失八都鲁前去镇压。刘福通回师曹州，击杀达理麻失理，答失八都鲁以玩寇失机被怀疑，于年底忧愤而死。龙凤四年正月，元朝遂命答失八都鲁的儿子孛罗铁木儿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原有军马继续扑杀红巾义军。

西边，天完政权在龙凤二年九月发生内讧，造成权力大移位。倪文俊定都汉阳，迎接徐寿辉，自为丞相，总揽一切大权。他在向元朝以“湖广行省平章”为条件的请降失败后，遂窥视天完最高领导权，于九月谋杀徐寿辉，不成功，从汉阳逃向黄州，被他手下初为薄椽后以战功晋升为领兵元帅的陈友谅袭杀。陈友谅，沔阳人，世代打鱼为生，“读书，略通文义”，体貌丰伟，力大无比，练就一身好武艺，曾做过县衙门的贴书，不得志，回乡与弟友仁、友贵聚众起义，后遭官军追击，率众投奔徐寿辉，于徐寿辉部将倪文俊帐下效力。陈友谅击杀倪文俊后，趁机兼并了他的队伍，自称宣慰使，不久又称平章政事，不断向东南方向发展势力。龙凤三年底，陈友谅率军东下，在小孤山大败元军后，又和天完政权的饶州守将祝宗合兵一道，给十月从池州溯流而上正在围攻安庆的赵普胜以援助。龙凤四年正月，安庆城破，守将余阙负伤自刎。此时，与常遇春把守的池州相邻百里水路，陈友谅却领大兵南下，去开拓赣闽浙地盘。

朱元璋深感“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如士诚”，自己的实力还很孱弱，眼下北方红巾军北伐之火烧得正旺，西边陈友谅有意赣闽、无意江淮，而东面张士诚如惊弓之鸟，已经降元了。而且，自己已占据了长兴、广德、宁国、徽州这样几个重要的军事要地，进入浙西的门户完全被打开。更何况浙西元朝势力薄弱，只不过是“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

虽说渡江成功了，但还是面临着缺粮的危机。连年的战乱使得民不聊生，农村绝大多数壮丁都从军去了，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加上战争蹂躏，粮食收成减少。各处军队的给养只好采用向百姓强征的办法解决，于是四处张贴大榜，让老百姓缴纳粮草，叫做寨粮。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被征得所剩无几，生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从而导致粮食产量减少，饿殍遍野，军队的给养也随之紧张，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士兵吃人的现象。朱元璋的军队在行军的时候有一个毛病，出征军士概不支粮，按照朱元璋军令：“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勇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稍粮说好听一点是征粮，说难听点就是抢粮。

检刮这个词的来源，是同时期的苗军所创。苗军打仗靠检刮供给，检刮的意思是抄掠，不过比抄掠分量还要重一点，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搜刮干净，一点儿不留。这种办法，不做长远打算的时候倒也罢了，可是现在政权的巩固需要老百姓支持，要粮要税都出在老百姓身上，要是把他们全刮干了，下次向他们要就更难了。况且，如果把老百姓逼得无路可走，他们迟早有一天也会奋起反抗，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常遇春和胡大海先后向朱元璋报告，百姓深以为苦，认为寨粮这个办法绝非长远之计。

朱元璋帐中谋士大都认为，解决军中粮草的问题还是要靠自己发展生产。朱元璋自己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知道农民一年下来仅靠这点粮食维持生计，他也不忍心全把它们搜刮干净，让这些可怜之人无以为生。所以，朱元璋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富庶的江南水乡发展生产，劝课农桑，囤积粮草，改变以往“寨粮”、“稍粮”的做法。

朱元璋夺取集庆后，面临着如何巩固这个基地，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为此，他第一个目标是攻占镇江。因为镇江是军事重镇，是应天东面的门户，所以占领镇江是保障应天的重要一环。于是就在夺取集庆的当月，命徐达、汤和、张德麟、廖永安等人率兵攻打镇江。在攻镇江之前，朱元璋鉴于军队纪律差，经常危害百姓，特地召集众将，指出他们放纵士兵的过错，欲惩罚一些将领。由于李善长的说情才作罢。于是，朱元璋告诫徐达等，军队攻下镇江后，一定要严格约束士兵，禁止焚掠，禁止妄杀，有违犯的要处以军法。

徐达等开始攻打镇江，守镇江的苗军元帅完者图出走，守将段武、平章定战死。第二天，徐达等攻占镇江。军队进城，号令严明，城中晏然。接着，徐达等又分兵攻下了镇江南面的金坛、丹阳等县。占领了镇江使应天的左翼有了保障。

张士诚派兵攻宜兴，杀死朱元璋的守将耿再用，占领宜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感到与张士诚的冲突难以避免，就对徐达说：“张士诚诡计多端，他来攻镇江，说明已不能同他和好。你要迅速进攻常州，先发制人，以阻止其图谋的实现。”徐达按照朱元璋的指示，于七月开始攻打常州。但因为兵力不足，久攻不下，于是朱元璋又派兵三万，前往助攻。张士诚见常州被围，也派其弟张士德率兵增援。徐达对将领讲：“张士德狡诈善战，势不可当，我们当以计破他。”双方交战开始后，王均用的铁骑横冲其阵，敌人阵脚大乱，纷纷后退到埋伏圈，伏兵突起，张士诚军大败。这时张士诚才知道朱元璋的厉害。这是朱元璋和张士诚一次重要的较量。经过这次较量，使镇江的安全有了保障，也使张士诚在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后来，朱元璋夺取了张士诚不少的地盘，其中尤以长兴、江阴两地战略地位最为重要，长兴据太湖口，陆路可通广德诸郡。朱元璋得长兴，张士诚的步骑不敢出。江阴枕大江，扼姑苏。朱元璋得江阴，张士诚的水军就不敢溯江而上犯镇江。这些胜利改变了双方的态势，使朱元璋在同张士诚的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而使张士诚陷于被动。但朱元璋当时还无力完全消灭张士诚，于是他一方面巩固已占地区，构筑起一道防御张士诚的防线；另一方面，着力向东南扩展，消灭较薄弱的元朝势力。

徐达攻下了镇江，朱元璋高兴之余就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夫子庙，并且告谕当地的父老乡亲，要抓紧发展生产。从朱元璋的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急于劝课农桑，巩固后方的迫切心情。

可是“发展生产，劝课农桑”也只不过是心急之余的一句空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当时正值战争年代，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被征去当兵了，剩下的老弱妇孺就算有心响应朱元璋的号召，致力农桑，成效也是微乎其微啊！这时，有人建议仿照古人的屯田之法，朱元璋这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接受了这一建议。

龙凤四年二月，朱元璋任命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河堤，兴建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供给军需；又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并立下规矩，根据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且耕且战，除了留足本部的军饷外，还必须有存粮。一年以后，康茂才的屯区余粮多达七千石。朱元璋大喜，下令嘉奖康茂才，并指出要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减轻农民的负担，必须做好屯田工作。几年时间，成绩显著，仓库都满了，军粮也够了。于是朱元璋下令禁止征收寨粮，百姓闻讯都开心得不得了，他们负担减轻了，生产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粮食产量随之也有了较大的提升。

同年十一月又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抽点民间壮丁编为民兵，农时则耕，闲时练兵，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力量，这样一来正规军就可以专门作战进攻。一方面把作战力量和生产力量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和正规作战部队区别开，不但增加了生产力，同样也加强了战斗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英雄豪杰都先后失败，唯独朱元璋这个后起之秀能够成功的原因。

除了大兴屯田之法之外，朱元璋还在婺州亲自检查和签发户籍，承认农民已占有的土地。这项措施不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使朱元璋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招揽人才是朱元璋一贯的政策和做法。参加起义后不久，他就招揽了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一大批人才，占领集庆后继续这样做。攻下集庆得儒士孙炎、杨宪等十余人，都加以任用。徐达在攻镇江时，朱元璋指示他说：“镇江有个叫秦从龙的，才器老成，你攻下镇江，应当为我访求此人。”徐达攻下镇江找到秦从龙，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非常高兴，即派朱文正带着礼物去聘请。秦从龙到后，朱元璋给以优厚待遇，称他为先生，而不称名讳，事无大小都同他商量。秦从龙也知无不言，给了朱元璋很多帮助。胡大海攻克处州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四人。这时朱元璋的麾下可谓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在军事上，朱元璋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既加强正规军的建设，又注意民兵训练。朱元璋采取招募农民入伍和收编归降敌军的办法来扩充军队，打的胜仗越多，收编归降的敌军越多，所以随着战争的进行，朱元璋军队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他不仅注重军队的数量，更重视军队的质量。他讲究精兵，认为兵不贵多而贵精。为此，他十分重视军事训练，经常命令将领带领军队进行训练，时常亲自检阅部队，督促指导。他还特别重视军队纪律，一再告诫将领约束部队，攻下一地之后一定要做到秋毫无犯。所以，他的部队与元军及其他义军相比，最能战斗，最有纪律，这是他能攻城略地并得到百姓拥护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