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民反，抗元已成燎原之势

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数不胜数。他们这种反抗压迫，争取权利的行为确实是值得肯定的，或许他们并不是那么清醒地认识到，生活在最底层的命运并不被自己掌控，反抗确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元朝末年，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官吏都是贪污腐败成风，皇帝自己也不知体恤百姓，骄奢淫逸。元朝统治者把全国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维吾尔人以及中亚、欧洲各族人民；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当地各少数民族。元朝对这四种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蒙古人受到的待遇最高，其次是色目人，蒙古贵族就是利用他们统治南人和汉人。南人的地位最低，最受歧视和压迫，这种歧视和压迫贯彻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一切领域。汉人比南人略高一等，但实际上差不了多少，南人和汉人都不得在中央、省、台、院的官僚机构中任职。在法律上，蒙古人犯法不由刑部审理，而由保护他们的法庭大宗正审理；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杀人，不治罪。在科举方面，元朝政府对南人和汉人严加限制，科举考试时，汉人的试题难，要求高，录取名额少。在军队中，汉人的武官不得掌军权和参与机密军务。为了防止南人和汉人反抗，元政府不断下令没收南人和汉人的武器，甚至规定汉人、南人不得持有寸铁。

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农民成了流民，以致成了所谓的“驱丁”。驱丁毫无人身自由，他们成了主人家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地被买卖，甚至于主人杀死无罪的驱丁，也只需受杖责八十七下的惩罚，良人们杀死了他们的驱丁，也只需杖责一百零七下。农民的处境已是到了牛马一般的地步了，地租苛重，生活穷困。对那些自耕农来说，元朝把他们分为民户、站户、军户、冶金户、打铺户、丝线颜色户等，都有特殊的负担和差役，如果一旦被签发为军户或站户，役使更加繁重，很多人家破人亡，成为佃户或流民。

人民生灵涂炭，而元朝统治者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每当新皇帝登基，新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大行封赏把每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赏赐给那些拥护他的贵族大臣。如至大四年正月，元仁宗即位，当日朝会诸王，赏赐金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两，银一百八十四万九千零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布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当年用于赏赐的花费多达三百多万锭。不同名目的大赏猛赐有时将上都和大都的库藏都花个精光。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了八百二十万锭，赤字高出年收入的好几倍。

此外，元朝历代皇帝为了麻痹人民，对各种宗教都加以保护。他们都崇奉佛教，在即位前都先受佛戒，尊“番僧”为帝师、国师，穷极供养。内廷做佛事，最多的一年达到五百多次。武宗时，用在敬神、修筑寺庙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又据仁宗延祐四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二十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公斤，油三千九百五十公斤，酥油一万零九百三十五公斤，蜜一万三千六百五十公斤，每日宰羊上万头。英宗以后的帝王更是变本加厉，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入不敷出。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也就更加深重。

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义战争一触即发，再加上频繁的天灾，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忍无可忍，要活命，要改变现状，就不得不拼死杀出一条生路。

这次起义实际酝酿的时间相当长。顺帝至正初年，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就开始借传教秘密组织反元活动。他们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作为口号，来鼓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准备起义。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朝政府决定治理黄河，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地的十五万民工前去治水，并调派庐州等地的两万军队前去监视。民夫们早就对元朝的横征暴敛心怀怨恨，现如今朝廷不顾他们的死活，让他们承担如此繁重的徭役，怨恨的情绪更是与日俱增。韩山童等人得知这个消息，认为这是鼓动起义的大好时机。他们一方面四处传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一边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了一个独眼的石人，上面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这就好比黑夜里亮起的一盏明灯，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信号。

韩山童、刘福通等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聚集众人，密谋起义。他们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当主中国。大家推戴韩山童为明王，约定日期，以红巾裹头为号，举行起义。不料事情泄露，韩山童不幸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出重围，躲入徐州路的乱山中，隐姓埋名，等候外面的消息。刘福通见事已至此，等不及预定的起义日子，便整顿好队伍，出其不意，冲向颍州，正式打响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枪。

刘福通迅速占领颍州。黄陵冈的挑河工得到信号，大喊一声，杀死监工的河官，包上红头巾，如洪流一般汇入刘福通第一批起义军大潮之中。不到十天工夫，义军已经成为五六万的大部队了。因为起义队伍都头扎红巾，身着红衣，打着红色旗帜，出师之时，漫山遍野，一片火红，所以被称为红巾军。刘福通起兵以后，元政府立即命枢密同知赫厮、秃赤率领六千名阿速军和诸部汉军，会同河南行省的军队前往镇压。阿速军原本是色目人中的阿速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善于骑射，以精悍著称。可是到了元末，这支蒙古初起时的军事主力，锐不可当的彪悍健儿的子孙，由于过惯了花天酒地的舒适生活，只会吃喝玩乐，克扣军粮，抢劫百姓，在行军打仗这一正经功夫上却软弱无力，退化得不堪一击。赫厮率领军马来到颍州，一和红巾军对阵，就被面前强大的声势所吓倒，全军立刻调转马头，不战而逃。刘福通指挥红巾军乘胜攻占亳州、项城、朱皋，连续攻破了罗山、上蔡、真阳，并到达舞阳、叶县等地。

两淮、江西的贫困农民、工匠、商贩、城市游民，翘首盼望许久，听到颍州红巾军揭竿而起的消息，也昼夜不停地奔赴过来，投身入伍，因而，红巾军声势日益壮大，部队迅速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九月，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大军先后攻克了汝宁府、息州、光州等地。刘福通颍州大起义席卷皖西、豫东各州县，打开了元末人民在生死线上挣扎求生的闸门，又如同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中华大地，引来了轰轰的回音。

张士诚原名张九四，淮南泰州白驹场人，靠撑船贩私盐为生。至正十三年五月，张士诚不堪元政府压榨，趁天下大乱之际，带着兄弟和李伯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位英雄起事，杀死了欺压他们的元朝官吏和仇家大户，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房子。张士诚兄弟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就招兵买马，许多人都投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再打下泰州高邮城，占了三十六个盐场之后，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年号为天佑。差不多同时起义的彭莹玉起于蕲州，除此之外，还有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起于徐州。短短几月，各地纷纷响应，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第二年，即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联合孙德崖、张天佑等人起兵于定远。定远、钟离一带数万百姓无不响应。但是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得涂抹上些神秘色彩，像陈胜吴广起义就在鱼肚里塞了“陈胜王”的字条。郭子兴也效仿前人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首领。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悄悄潜入濠州城，一声呐喊，群雄响应，一举拿下濠州城，郭子兴自称元帅。随后，郭子兴据濠州而坚守，号令彰明。元朝守将害怕，不敢强攻，反而每天抓良民向朝廷邀赏。这导致更多的农民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顿时濠州城内外，起义的呼声四起。

此时的皇觉寺已不是安全之地，因为和尚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当做起义的“乱民”抓走，朱重八这时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他已经不是当初的小重八了，他要为自己的人生开始筹划了。就在他徘徊无计的时候，他接到了儿时玩伴的一封书信。

经过慎重考虑，朱重八毅然投奔郭子兴，给他寄来书信这个友人就是原来小时候一同放过牛的小伙伴汤和。这时，汤和也已不是当年的汤和了，几年不见，他投了红巾军，在濠州郭子兴麾下做了个千户。朱重八小时候就是孩子们的首领，汤和深知朱重八的能力，于是邀朱重八和他一起共谋大业。朱元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生动地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四个字“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就是再次外出逃荒，第二条就是继续留在乡里受苦受罪，第三条是参加反元队伍。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寺里的小和尚告诉他已有人发现他接到了叛军的来信，他想这万一要是张扬出去，一定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在形势逼迫下，他必须赶快拿出主意，是束手待擒，还是奋起反抗呢？于是他找到了同村的伙伴相商，这个伙伴出的主意倒好，让他去算一卦。

朱重八对着神许愿说，如果神指示他出外避难的话，就请神显示二阳；如果要留他守破庙的话，就请神显示一阴一阳。他接连两次，得到的却都是双阴。他感到迷惑不解，因为神好像没有给他结果，莫非是让他投红巾军去吗？其实，此时的朱重八心中已经选定了要去的方向，他一再请求神明指点迷津，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选择坚定信心，希望上天能够进一步帮助他坚定自己的决心，因为他知道此去是一条不归路，成功则已，不成功便只有死路一条。总之，朱重八终于下定决心，带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去投奔了红巾军。

朱重八化缘时所游历的淮西一带，当时正是白莲教的活动区域，这一带人们的反抗意识较浓。朱重八清醒地认识到，在元朝的统治下，如果期待着当权者一时良心发现而善待百姓，那是不可能的。有了长达数年的出游经历后，朱重八的内心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他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元朝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深深地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

元朝的分崩离析不仅仅是由于朝廷对汉人的疯狂压榨，同时也由于期间夹杂着统治阶层内部的诸多矛盾。蒙古族各个派系之间争权夺利，对于皇位的争夺尤其激烈。朝廷内部的武装政变不断，朝廷之外政治昏庸残暴，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人民纷纷反抗。为了镇压各地的反抗，元朝政府加重了刑罚，在此期间颁布了“强盗皆死”的命令。但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天下大乱的局势已定，农民起义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朱重八着和尚衣服，来到濠州城下，要投奔郭子兴。虽说元军此时不敢进攻，但是红巾军的防范也很严密。两军对垒时，忽然从城外跑来一个长相奇怪的和尚，守城军士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打算把他当做元军的奸细杀掉。

郭子兴正在他的元帅府里，苦苦思索着用兵对策。就在此时，手下的军士前来报告，说是抓住了一个奸细，要请令旗去杀人。如果是以往，郭子兴是不会过问的，但今天他一听说是元兵的奸细，心想不能让他就这样死了，怎么也要问出点有价值的东西。郭子兴就骑马赶到了城门口，看见面色从容、相貌奇特、气宇不凡的和尚朱重八，不由得面露喜色。在《明史》里有过一段对朱元璋长相的记载，说朱元璋“姿貌雄伟，奇骨灌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前八个字说的是朱元璋的外貌，后八个字说的是他的气质。真实的朱元璋究竟长什么样子，我们并没有亲眼见过，但也许他确实相貌不凡，立刻给郭子兴留下了好印象。经过询问，郭子兴知道这个和尚是汤和介绍过来的，便把他收了下来，留作步卒。进了部队的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字国瑞。所谓璋，是一种锋利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实际上就是诛元璋，即消灭元朝的意思。在以后的历史里，这个名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进取的人。

这次抉择是朱元璋一生成败以至生死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他很年轻，却在流浪乞讨的经历中总结了很多处世的经验。他明白，参加与朝廷对抗的起义军事关重大，不容马虎。任何失误都会带来惨重的教训，甚至丢掉生命。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义军，因为他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

朱元璋初到义军，没有任何背景，人生地不熟，在起义军队伍当中没有人为他撑腰，将领们对他更是一无所知，更别提重用和提拔了。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唯有拼命地创造机会表现自己，才能实现胸中的梦想，像外祖父那样纵横沙场。

朱元璋在训练中表现得异常出色，不仅能够完成训练任务，而且还能够时时有所发挥，充分显示了积极的进取心。朱元璋长期的良好表现渐渐引起了郭子兴的注意，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材。

出兵打仗的时候，郭子兴就有意把朱元璋带在身边，朱元璋也不负期望在战场上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明太祖实录》有记载，“凡有攻讨，即命（朱元璋）以往，往辄胜，郭子兴由是兵益胜。”《明史·郭子兴传》里对朱元璋的描述为“数从战有功”。

作为郭子兴的护卫亲兵，朱元璋主要的职责就是保证主帅的安全。朱元璋对郭子兴忠心耿耿，他的可贵之处在于非常尽职尽责，在郭子兴的鞍前马后护卫，奋勇杀敌，立下了不少功劳。

在军队里，朱元璋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计谋，处事冷静，思虑深远，还很讲义气，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上。同时，因为在皇觉寺的学习，与一般的士兵相比，朱元璋有着不错的文化修养，所以军中要是有什么文书之类的事，大家都喜欢找他来帮忙，这一切让他渐渐有了威信。而且他这个人谦虚谨慎，勇猛过人，每次出战必胜，没过多久连郭子兴也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了，甚至遇到军中大事也都找他相商，朱元璋逐渐成为郭子兴的心腹。郭子兴很快把朱元璋调到了元帅府当亲兵，并提拔他为九夫长。